他出生在东汉崩解、群雄并起的战乱年代，自幼在不安与地方暴力中成长。家境贫困使他日后格外重视军需转运、农政屯田与务实的治国之术。

少年时期他担任小吏，接触赋税征收、运输调度与乡里管理等事务。早年的历练使他对粮秣供给、河道路线以及百姓负担尤为敏感。

他因上奏切实可行的文书，主张提高耕地产出并加强边塞戍守，契合曹魏对稳定财赋与防线的需求。其建议符合魏朝官僚的行政风格，也因此获得官员赏识与提携。

诸葛亮多次出兵伐魏之际，他细致勘察西部边境的关隘、河流与补给线。其将地理视作武器的思路，后来成为奇袭深入蜀境的重要基础。

司马懿在魏国内部势力渐强之时，前线将领更强调纪律与后勤，而这正是邓艾所长。其完善西线筑城守备与供应体系的方案，主张以长久可持续为先而非追求短期声势。

他善于组织劳役、积储军粮并保障部队给养，因此在西部军政体系中屡获升迁。其名声日盛，被视为既能征战又能理政的将领，在三国后期尤为难得。

司马懿在高平陵发动政变诛除曹爽后，魏廷权力格局骤然改易。邓艾仍以边务为重，但新的政治环境使没有强力倚靠的军事声望变得更为危险。

魏国屡遭起事与离心，诸将不仅要争夺战场，还需守住道路与县邑。邓艾通过协同防务、维持粮仓与交通节点运转，在高压之下保持地方功能不坠。

魏方谋求打破长期僵局时，邓艾主张针对蜀汉内线薄弱与守备松弛制定方案。其强调速度、奇袭与路线选择，反对消耗国库的缓慢围攻。

在对蜀用兵的讨论渐趋成熟之际，他以精于后勤与熟悉西部地势而成为关键人物。其与诸将官协调兵力调动，并以粮秣与驮运能力为约束统筹推进。

魏国发动大规模伐蜀，由钟会主导并有邓艾所部配合，意在一季之内击破蜀防。行动依赖多路协同推进，并利用蜀地多年相对安定带来的松懈与轻敌。

邓艾选择鲜有人走的阴平道路，率军穿越险峻山岭并临时开辟栈道，绕过蜀军要塞。此举以极端艰苦换取战略奇袭，使其在守军尚未集结前逼近蜀地腹心。

出山之后，他在绵竹附近与蜀军主力交战，击溃阻挡都城的防线。此线崩溃加速成都恐慌，使投降看起来比遭受攻城更能避免破坏。

在成都，蜀汉君主刘禅出降，蜀汉政权由此终结，中国力量格局随之改写。邓艾力图通过安置官吏、保护百姓并制止报复杀戮来稳定新附之地。

灭蜀之后，朝廷疑忌与将帅矛盾激化，有人指责邓艾骄横并意图专擅蜀地大权。宫廷倾轧与钟会的运作促成其被捕，显示胜利如何迅速转为政治负担。

钟会随后起兵反叛，蜀地陷入混乱之时，邓艾与其子邓忠在押解中被杀。其死折射出魏末政局的致命不稳，将帅往往因流言与权争而亡，不必等到外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