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罗马，出身波尔基乌斯·加图家族，是老加图的曾孙，继承了严峻的家族声望。成长于苏拉独裁余波之中，使他很早便对暴政与贿赂怀有深刻的不信任。

父母早逝后，他与兄弟姐妹被带到马库斯·利维乌斯·德鲁苏斯的家中抚养。社会战争年代的派系暴力近在咫尺，磨砺了他的严厉性格与对公共责任的执着。

少年时期他接受斯多葛教诲，力求以德性而非人望来规范自身行为。罗马上层注意到他异乎寻常的自制、朴素衣着，以及在广场上拒绝谄媚权贵的态度。

他像许多怀抱雄心的罗马贵族一样投身早期军旅，却坚持同甘共苦并要求同僚一视同仁。这种以苦行为荣的名声，后来使他能以道德姿态与野心勃勃的统帅相抗衡。

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动荡令罗马统治阶层担忧内部崩解。这场危机强化了他的信念：维系共和国的应是法律与公民德性，而非魅力型强人。

庞培与克拉苏在苏拉之后重塑政局之际，他步入公共生活，警惕以恩惠交换权力的人物。他与守旧派结盟，并以在辩论中直率、毫不退让的言辞赢得名声。

当选财务官后，他严查国库并追究在前朝牟利的官员。他严格的审计与诉讼触怒既得利益网络，却令渴望清廉象征的元老们印象深刻。

他公开挑战选举贿赂的常态化，认为花钱买官会摧毁共和政体的正当性。对手嘲笑他的刻板，但许多平民敬重一位拒绝奢华施舍与债务式作秀的贵族。

西塞罗镇压喀提林阴谋时，他主张对被捕的策划者施以果断惩处。在元老院中他辩称宽宥只会招来未来叛乱，尽管存在法律争议，他的立场仍推动舆论转向处决。

当凯撒、庞培与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时，他斥其私下交易是对宪政的攻击。他的抵抗使他成为贵族派反对幕后操控的领军人物。

凯撒任执政官期间，他反对以恐吓与不合程序的方式强推法案。他试图动员元老院阻止土地分配等破坏先例之举，警告无法无天终将招致披着外衣的君主制。

他被派往监督塞浦路斯并吞事宜，负责处置罗马接收后王室财产的变卖。他坚持账目透明，将大量款项如数送回国库，进一步巩固了清廉行政者的形象。

罗马政治陷入帮派暴力与恐吓，克洛狄乌斯与米洛等人在街头厮杀。他呼吁依法克制并恢复元老院权威，指出制造恐惧是野心家攫取权力的手段。

任法务官时，他支持起诉被控敲诈勒索的总督与税务承包商。他强调公正审判与节制行政，试图恢复人们对罗马以法律而非掠夺统治行省的信心。

克洛狄乌斯之死引发暴乱后，他支持授予庞培以独任执政官的非常权力来稳定城市。尽管他警惕特权权力的危险，但仍判断当务之急是以秩序保护共和制度免于崩塌。

凯撒在高卢的统帅任期将尽时，他敦促元老院迫使凯撒解除武装，以平民身份返城。他认为容许持兵统帅以武力为筹码竞逐官职，必将终结选举与自由。

凯撒渡过卢比孔河引爆内战后，他随元老院派系离开罗马，转入对抗阵营。他将冲突定义为捍卫合法治理的斗争，而非上层精英之间的个人争权。

庞培在法萨卢斯败北并于埃及身亡后，他协助重组抵抗力量。他与非洲的领袖合作，试图在士气崩溃之际维持纪律与共和事业的合法性。

塔普苏斯战败后，他固守乌提卡，优先确保盟友得以逃离而免遭清算。他将接受凯撒的宽赦视为屈服，遂以自尽拒绝臣服，把斯多葛理想化为一则被后世铭记数百年的终极政治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