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的丘基萨卡，成长于西班牙统治与安第斯反抗力量交汇之地。她的早年生活受当地原住民社区与在波旁改革下的克里奥尔社会共同塑造。

少女时期她在修道院接受教育，强化了阅读、书写与宗教训练，这在殖民城镇的上层阶层中颇为典型。除正规学习外，她还成为出色的骑手，并学习了周边社区通行的克丘亚语与艾马拉语。

她与律师、爱国同情者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帕迪利亚结婚，后者与上秘鲁的改革派圈子相连。他们的家成为聚会之所，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查尔卡斯与矿业城镇的消息与革命思想在此流动。

1809年丘基萨卡与拉巴斯的动荡显示西班牙权威出现裂缝，并鼓舞了查尔卡斯的地方爱国者。随着保王派镇压加剧，阿苏尔杜伊与帕迪利亚从秘密支持转为积极组织行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革命后，爱国军队向北推进上秘鲁，挑战保王派控制。阿苏尔杜伊负责协调补给与招募，同时准备投入战斗，把地方民兵与更广泛的拉普拉塔斗争连接起来。

在早期战事后保王派重新夺回优势之际，她与帕迪利亚转向丘基萨卡崎岖山谷的游击战。她领导突袭、搜集情报，并动员熟悉地形的农民战士，其优势远胜正规部队。

她协助组织被称为忠诚营的部队，成员多为支持爱国事业的原住民与混血战士。她借助亲族纽带与社区领袖，打造出纪律严明、能迅速打击保王派据点并快速隐蔽的机动队伍。

北方军的爱国远征试图在上秘鲁稳住阵地，并依赖地方游击队进行侦察与补给。阿苏尔杜伊成为关键纽带，分享行军路线、招募骑兵，并在保王派追击下掩护撤退。

她的部队袭击在丘基萨卡与为西班牙战争提供资金的矿业中心之间往来的信使、驮队与小型驻防点。这迫使保王派指挥官抽调兵力执行护送任务，削弱其集中力量的能力。

在一次广为传颂的行动中，她的战士夺取了保王派的旗帜与装备，这是象征之战中的重大心理胜利。这些战利品被用来鼓舞招募，并证明地方社区能够在本土击败帝国军队。

北方爱国事业的重要领导者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认可她的指挥才能，并据称授予她中校军衔。这一晋升在男性主导的军队文化中确认了她的权威，也巩固了她与阿根廷爱国者的联系。

在残酷的游击岁月里，她经历多次怀孕与失去亲人，却仍以惊人的速度回到战役前线。她骑马冲锋的身影常出现在原住民长枪骑兵前列，成为令保王派巡逻队胆寒、激励爱国者的传奇。

在一次激烈交战中，她在炮火下指挥部队并受伤，显示她并非在后方遥控，而是与士兵并肩作战。这次伤势加深了她个人勇武的名声，也使她对保王派报复性清剿更加坚定。

帕迪利亚在与保王派的战斗中牺牲，阿苏尔杜伊在物资匮乏与报复加剧的局势下继续领导运动。即使爱国军调整战略，她仍组织游击队、与地方领袖协商，并维持抵抗。

独立战争后玻利维亚建立，新国家庆祝胜利却难以奖励非正规战士。尽管她贡献卓著，却仍陷入贫困并遭遇官僚拖延，揭示革命英雄在和平后可能被边缘化。

与解放事业相关的领导人，包括西蒙·玻利瓦尔与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认可她在战争中的贡献并给予援助。他们的关注凸显她作为扎根上秘鲁社区的民众指挥官所具备的象征意义。

玻利维亚早期政府在政变与地区对立中摇摆，像阿苏尔杜伊这样的老兵常缺乏稳定的抚恤与保障。她依靠朋友与地方网络维生，她的名声更多在口耳相传中延续，而非体现在官方预算里。

她在多年困顿后去世，远离独立战争时期应得的荣光。后来玻利维亚与阿根廷的后世将她塑造成反殖民斗争与女性军事领导力的英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