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强调平等与纪律的贵格会家庭，父亲丹尼尔·安东尼与母亲露西·里德·安东尼的信仰与家风塑造了她早年的道德责任感与公共行动意识。家族所处的改革氛围与社区讨论，使她很早就把社会正义视为必须亲自投入的事业。

安东尼一家迁往巴滕维尔，父亲经营棉纺厂并支持废奴事业。家中常有改革思想往来流动，使她接触到超出宗教聚会之外的社会运动与行动方式。

一八三七年金融恐慌带来的经济动荡冲击了家庭财务并打破生活稳定。她由此深刻体会到劳动与生计的脆弱，也更坚定了应以社会改革保护普通家庭的信念。

她在当地学校任教，亲身经历女性教师在同等工作下薪酬低于男性的不公。工资不平等的现实，成为她早期公开主张平等权利的重要动力之一。

禁酒运动让她熟悉请愿、大会与群众组织的运作机制。她也看到女性被排除在完整参与之外的现象，这一反复出现的障碍促使她更明确转向妇女权利运动。

她在塞尼卡福尔斯结识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开启长达数十年的盟友关系：斯坦顿侧重写作与理论阐述，安东尼擅长组织与动员。两人共同搭建网络、起草决议，把妇女权利持续推到全国议程之上。

她因女性身份被禁止在禁酒会议上发言，从而更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平等的重要性。此事成为她的切身证据：若要真正推动改革，女性必须拥有完整的公民参与权。

作为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代理人，她在敌意与阻挠中组织讲座与大会。一次次巡回锻炼了她的耐力与修辞能力，也把妇女权利与更广泛的人类自由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她与斯坦顿组织妇女忠诚全国联盟，支持联邦并推动废奴。联盟发起的大规模请愿收集了数十万签名，敦促国会在全国范围内终结奴隶制度。

她参与创办《革命》，并负责出版与编辑事务，同时推动“男性的权利不多一分，女性的权利不少一分”的口号。报纸放大了关于选举权、劳动权益与法律平等的公共辩论。

在围绕第十四与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分歧之后，她与斯坦顿成立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协会主张推动联邦修正案，并挑战把女性视为二等公民的法律体系。

她在罗切斯特投票，主张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公民身份的表述应保护女性投票权。联邦官员随后逮捕她与其他人，使这一行动成为精心策划的宪法挑战。

在卡南代瓜，沃德·亨特法官指令作出有罪裁决并处以一百美元罚款，否定了陪审团独立判断的空间。安东尼拒绝缴纳罚金，借审判过程揭示“公民身份”与“被剥夺选举权”之间的矛盾。

在费城百年纪念活动中，她与盟友在独立宫附近向官员递交《妇女权利宣言》。这一大胆介入把美国建国理念与女性尚未完成的政治平等斗争连接起来。

她与斯坦顿及玛蒂尔达·乔斯琳·盖奇合作编纂《妇女选举权史》。这套多卷本保存了演讲、请愿与组织档案，避免许多关键记录随时间散佚。

她支持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与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合并，组成全国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合并强化了筹款能力，协调各州战役，并减少公众面前的派系对立。

作为协会主席，她广泛巡回、培训组织者，并推动政界正视女性被剥夺选举权的现实。她的领导强调纪律化竞选与务实的联盟建设，跨越地区与党派扩大支持。

她将协会领导权交给凯丽·查普曼·卡特，鼓励新一代更新策略。此后她仍是备受尊敬的精神旗帜，持续提供建议并坚持运动保持全国性焦点。

她在罗切斯特去世，一生以演讲、大会与不懈奔波建设选举权事业。尽管未能亲见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她所打造的组织体系与论证路径深刻影响了其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