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東漢時期的名門班氏，素以學問與仕宦著稱。家中重視經學教育與典籍記憶，奠定他自幼立志修史的方向。

少時研習儒家經典、辭章與歷代成敗之鑑，並在學以致用的風氣中把學術與治國相連。師長與族中長輩訓練他以奏章與詔令為證據加以讀解，而不僅視作文章。

其父班彪在嘗試續作並評議司馬遷史學體例之際去世。班固承接未竟稿本，也承擔將家族學術化為定本漢史的責任。

他開始規劃本紀、志書與列傳等架構，以記錄前漢制度與宮廷政治。此書寫作需在道德評斷與行政細節之間求取平衡，正是漢代史學的特徵。

其手稿日益完備，引起朝廷疑慮，因私撰史書可能動搖皇權正統並牽動黨派名聲。官員因而查驗其著述，顯示宮廷中掌控檔案與敘事權的危險性。

他接受官府審問，最終未被全面禁止，而是被導向受許可的學術工作。此事迫使他更靠近官方機構，得以取用文書之餘，也承受更嚴格的政治約束。

他得以接觸朝廷檔冊、詔令與行政簿籍，這些材料對重建前漢政務運作至關重要。與典籍官與書吏共事期間，他更精進核對年代、官號與制度程序的考證方法。

他起草論述禮儀、法律、經濟與天文等技術性篇章，將之視為帝國秩序的支柱。志書以制度與數據鞏固敘事史學，對東亞後世斷代史影響深遠。

在抄本傳承紛歧的時代，他比勘文書異同，並協調可資採信的定本。此舉契合東漢朝廷追求經典與紀錄一致化的需求，也使史書取材更具權威。

他以謹嚴的筆力與判斷獲得官員與學者推重，影響力隨之擴大。其寫作在道德褒貶與維護制度秩序之間求取平衡，正反映官方修史的核心張力。

他以列傳呈現人物品格與政策對國運之影響，擇取能彰顯倫理與政治教訓的事件。此種傳記筆法使《漢書》兼具鑑戒功能與敘事張力。

其妹班昭以才學著稱，扶持家族文名，並在後來協助完成史書。兩人的合作展現漢代士族家內的學術網絡，女性亦可藉校訂與教學參與學問建構。

派系角力與恩寵更迭使史家評斷更為危險，尤其牽涉權門時尤甚。他不得不謹慎措辭，深知一字之失便可能觸怒掌握任免與刑罰的官員。

他與權勢顯赫的竇氏有所牽連，而竇氏在和帝朝的宮廷傾軋中覆敗。派系失勢後，相關官員多遭追究，顯示學術之人亦可能被卷入黨爭報復。

隨清查延伸，他遭拘繫審問，即使官職在身亦難自保。此事凸顯史官仰賴檔案與恩庇而立，其命運常繫於動盪不居的政治網絡。

他在政治清查餘波中死於囚所，未能完成《漢書》全部篇章。其後由班昭與其他館閣學者補定若干部分，終使其成為官修斷代史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