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之名出生於麻薩諸塞州大巴靈頓，父母為瑪麗・西爾維娜・伯格哈特與阿爾弗雷德・杜波依斯。在以白人為主的小鎮成長，他學業優異，同時在南北戰爭後的美國早早面對種族議題帶來的現實課題。

他以傑出學生之姿自大巴靈頓高中畢業，並獲得地方支持繼續升學。離開伯克夏地區前往納什維爾後，他進入菲斯克大學，親身體驗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

在菲斯克大學期間，他研習古典學科，並形成對種族正義與嚴謹學術的終身承諾。納什維爾隔離生活的經驗，使他對美國民主的批判更為尖銳，也塑造了他日後的行動方向。

他在哈佛大學完成文學士學位，並在進階課程中延續先前於菲斯克的學習成果。在哈佛，他深化歷史與哲學訓練，為日後針對黑人生活與制度的研究奠定基礎。

在獎助金支持下，他於柏林大學研習，吸收德國社會科學方法與政治經濟學。柏林的思想氛圍拓展了他對種族、帝國與現代性之比較視野，使其不再局限於美國脈絡。

他在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於十九世紀末對非裔學者而言具有里程碑意義。他的論文探討非洲奴隸貿易的壓制，展現他兼具檔案考證的嚴謹與道德關懷的迫切。

他與在菲斯克求學時相識的妮娜・戈默結婚，不久後投入全職學術工作。同年他也出版擴充版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鞏固其作為嚴謹歷史學者的聲望。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合作下，他逐戶調查並繪製費城第七選區的社會狀況圖譜。《費城黑人》結合統計資料與生活經驗，建立以實證方法研究種族議題的社會學典範。

他出版《黑人的靈魂》，融合散文、歷史與抒情筆法，剖析美國生活中的膚色界線。其中「雙重意識」的概念捕捉在隔離與偏見下，同時身為黑人與美國人的心理張力。

他與威廉・門羅・特羅特等盟友發起尼亞加拉運動，要求投票權、平等教育與終結隔離。團體在美加邊境附近集會，直接挑戰華盛頓的妥協路線。

他加入跨種族聯盟，與瑪麗・懷特・奧文頓、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等人共同促成後來的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組織因應種族暴力與剝奪選舉權而起，致力於在法院、媒體與政治領域對抗歧視。

他移居紐約，擔任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期刊《危機》主編，揭露私刑、隔離與法律攻防。在他的領導下，該刊成為黑人政治思想的重要平台，也扶植了哈萊姆文藝復興的多位新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協助在巴黎召開泛非大會，向凡爾賽和談的談判者施壓，要求關注非洲的殖民統治。他主張自決原則應適用於被殖民者，將種族正義與全球政治緊密連結。

在協會內部長期策略分歧後，他辭去《危機》職務，回到亞特蘭大大學任教。重返學界後，他推動更宏大的歷史研究，同時持續辯論黑人解放的行動路線。

他出版《美國的黑人重建》，主張被奴役者與獲自由者是重建南方的關鍵行動者。他挑戰當時主流史觀，將重建重新界定為圍繞勞動、民主與種族的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他投入國際論壇，主張人權應包含防止種族歧視的保障。他將反殖民運動與新興的聯合國架構相連結，同時要求美國正視自身的膚色界線問題。

美國當局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起訴他，指稱其和平運動需依規定登記為外國代理人。雖然案件最終撤銷，但此事反映麥卡錫時代的政治壓力，也限制了他的旅行與公共活動空間。

在總統恩克魯瑪邀請下，他遷居阿克拉，主導《非洲百科全書》的規劃工作。晚年他更堅定擁抱泛非的全球視野，致力彙整非洲歷史與僑民成就的知識體系。

他在迦納阿克拉逝世，終其一生以學術與行動對抗種族階序。他逝世的消息傳回美國時，民權領袖正為華盛頓大遊行集結，更凸顯他對運動的長久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