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北周末年，在北方平原重稅與地方失序的環境中成長。後世記載多稱其本於張南，早年依靠鄉里網絡逐步累積名聲與追隨者。

隋文帝以至隋煬帝擴大徭役後，他親歷糧運與治安差遣的沉重負擔。這些在河北常見的役使，使他更直接接觸鄉里怨情與武裝組織的運作。

隋煬帝對外用兵與大運河工程加劇徵發，北方盜亂與反叛迅速蔓延。他從地方宗族與流離農民中聚眾，自稱庇護鄉里以抗貪暴官吏。

他以約束掠奪、賞罰分明樹立聲望，吸引戰士與能吏投效。並與士族與市鎮協商互利，掌握糧源與情報，控制要津渡口。

隋廷威信崩解之際，他奪取城寨並利用糧倉支撐常年作戰。掌控河北道路與渡口後，得以徵收商稅，並以地方安定者自居。

太原起兵消息傳來、各路自立者並起，使他不得不選擇取得名分的策略。他一方面經營盟約，一方面觀察競爭者動向，力求在不過早冒進下取得杠桿。

隋亡與諸方相爭之後，他宣布自立為國，國號夏，以制度化徵稅與指揮體系。此舉旨在招攬官員並安撫民眾，表明軍政以秩序而非掠奪為先。

他倚重書吏與地方望族，建立戶籍、徵收糧賦，並裁斷新占縣份的訟獄。透過任用能臣與下達文書命令，試圖在制度可信度上與唐廷競爭。

面對結盟與倒戈頻仍，他以奪取要衝州郡為先，而非追逐象徵性的都城，以掌握補給與人力。連番勝利擴大夏的影響，同時避免同時與所有對手正面決戰。

王世充據守洛陽、唐軍東進之際，他權衡是坐視兩雄相耗，抑或出手改變局勢。其根據地在河北，使他成為足以左右中原爭奪的重要砝碼。

唐軍在李世民指揮下加緊圍攻洛陽時，他選擇援助王世充以避免唐勢獨大。此決策使夏軍主力遠離河北根據與糧倉，投入一場高風險的決戰性遠征。

虎牢關一役，李世民借地勢與時機，在夏軍兵力分散、軍心未定之際發動打擊。此敗使夏軍野戰主力崩潰，領導層暴露，唐軍遂得以在區域內主導談判與收束戰局。

戰役失利後，他遭俘押解，成為北方主要抗勢告終的象徵。其被擒加速諸將離散與倒向，削弱夏政權殘存的行政凝聚力。

洛陽局勢底定、諸政權相繼崩解後，唐廷視他為可能再起的危險焦點而加以處置。其死去除去一位具號召力的替代領袖，也昭示唐以軍法並行完成統一的決心。

其死後，夏軍殘部內部分裂，又承受唐軍持續壓迫，終至降服或覆滅。唐廷在河北恢復州郡治理，並將部分原夏兵編入邊防與戍守編制。

後世史書多稱其較諸多同時代人物更重秩序，強調其對百姓的克制與對行政的用心。其一生常被用以說明補給、時機與名分，如何決定統一戰爭的勝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