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於一八九五年出生在福岡縣的鄉村，成長於明治時代社會變動與嚴格家族期待之中。早年對性別束縛的親身經驗，形塑了她日後對女性自主與社會反抗的投入。

青少年時期，她追求超越鄉間女孩常被限制的教育道路。接觸新文學與都市思想，使她更尖銳地批判包辦婚姻、服從倫理與家內父權。

搬到東京後，她置身於明治末期學生運動與現代文學的活躍氛圍。與女性作家與編輯的交往，使她在出版世界中建立公共聲音與自信。

她參與由平塚雷鳥創辦的女性主義刊物運動，主張女性的自我實現。刊物對性與獨立的坦率論述，既吸引讀者也引來警方監視。

她以犀利的編輯與論戰性文章，推動刊物更直接批判婚姻、道德與國家權威。她運用刊物回應煽情媒體的攻擊，捍衛女性的欲望與智慧。

她撰寫挑釁性的文章，主張愛應由個人自由選擇，而非受家族或法律支配。她將私生活與政治權力連結，挑戰民法與中產階級的傳統德目。

在國家加強箝制所謂危險思想之際，女性主義出版品受到治安警察監控。查扣、警告與道德恐慌，使她更確信女性解放必須正面對抗政府權力。

她的政治視野從女性自我修養擴展到對資本主義、帝國權力與家族制度的結構性批判。透過閱讀激進理論與與行動者辯論，她開始將解放理解為不可分割的社會革命。

她與無政府主義作家大杉榮展開具爭議的關係，拒絕傳統婚姻規範。他們公開主張自由戀愛，成為小報與警方鎖定的目標，也在支持者眼中象徵著挑戰權威的姿態。

在米騷動與戰時物價衝擊之下，她將女性關切與勞動階級的困境及國家鎮壓連結。她支持激進組織工作，並以寫作主張經濟正義與性別自由彼此相繫。

她透過翻譯與評述，協助日本讀者接觸歐洲的無政府主義與女性解放思潮。她將觀念重新詮釋為適合大正時代語境的語彙，強化跨國的解放與互助想像。

她在與無政府主義網絡相關的左翼媒體中編輯與寫作，警方的關注如影隨形。搜查與訊問反映國家對異議的恐懼，並隨著對外擴張與對內緊縮而加劇。

她將育兒與家務勞動視為政治議題，而非私人義務。她主張女性必須掌控自己的身體與人生，才能抵抗被當作家族血脈與國家建構的工具。

即使戰後鎮壓日益加強，她仍在集會與出版中直言不諱。友人與同志明白逮捕或暴力愈發可能發生，但她拒絕退回體面與沉默之中。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關東大地震後，流言與戒嚴引發針對激進分子與朝鮮人的攻勢。當局利用混亂大規模拘押左翼人士，並將鎮壓包裝為恢復治安。

她與大杉榮遭到逮捕，並被軍警在甘粕正彥指揮下殺害，後來被稱為甘粕事件。這起法外殺人揭露危機時刻國家權力的殘酷，震驚許多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