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安徽合肥的地方士紳家庭，家學淵源，熟習經史與地方行政傳統。幼時受儒家典籍薰陶，為日後參與競爭激烈的科舉與進入菁英人脈奠定基礎。

在會試與殿試中脫穎而出，取得聲望極高的進士資格，顯示其為頂尖士大夫人才。此一成就使他得以進入中央仕途，並獲得北京權貴與師友的提攜。

獲選入翰林院任職，參與撰擬詔令與典章，並在士林中形成影響力。於京師文臣圈磨練政務文書與治理理念，進一步接近朝廷決策核心。

太平天國戰火蔓延之際，他離開京城返鄉協助防守與組織地方力量。動亂使其由純文職轉向戰時糧餉、募兵、運輸與地方治理等務實工作。

在曾國藩麾下任事，逐步成為湘軍系統中倚重的部將，融入地方團練與募勇的軍政網絡。此種以人脈與餉源為核心的指揮結構，使他在常備旗營之外獲得更大自主權與戰場主導力。

接掌淮軍，倚重安徽鄉里與幕僚網絡，打造紀律較嚴、組織更穩的兵力。其治軍重視軍餉、補給與幹部任用，使淮軍成為晚清軍事力量的重要支柱。

統籌多路進剿，逐步收緊對太平軍據點的圍困，並在清軍合圍之勢下推進對南京的攻勢。太平政權覆亡使清廷暫時恢復控制，但戰後滿目瘡痍，也影響他日後對重建與防務的重視。

被任命為權責極重的直隸總督，掌管京畿要地與多處通商口岸，地位關係朝廷安危。以天津為據點處理對外交涉、海防布置與財政籌措，成為帝國政治中心的關鍵人物。

推動近代軍事工業，扶植軍械製造、機器工廠並採購外國武器與聘用技師顧問。其目標是在不改易儒家政體的前提下強化防務，展現務實而漸進的改革取向。

扶持輪船招商企業的建立與擴張，以對抗外國航運公司的壟斷與壓力。此舉結合官府庇護與商人資本，體現晚清官督商辦的經濟政策特色。

英國官員在雲南遇害後，英方強力施壓要求賠償與讓步，他被迫在高壓下處理危機。事件引發對清廷行政與通商的新要求，使他更明顯成為對外危機管理的核心人物。

俄國占領伊犁後，他主持交涉力求以協議避免擴大為戰爭，並在不利情勢下尋求折衷。條約使大量領土得以收回，但亦附帶俄方特權，引來對其克制務實與過度退讓的兩極評價。

主導投入沿海要塞與新式軍艦，試圖確保渤海與京師門戶的防衛。北洋艦隊一度成為清廷最現代化的海軍力量，但經費、協同與制度性問題仍在暗處累積。

戰爭因朝鮮問題爆發後，他成為北方防務調度與對外談判的重要樞紐，在多重壓力下周旋。海戰失利與後勤缺陷暴露結構性弱點，動搖外界對自強事業成效的信心。

以全權大臣身份赴下關議和，清廷接受巨額賠款與割地等嚴苛條件，國內震動。談判期間遭遇刺殺事件，使國際輿論聚焦，也影響最後議價的氛圍與節奏。

以使節身份周遊各主要都城，會晤高層官員並親見工業與軍事制度，以作為改革參照。在莫斯科力求爭取俄國合作以牽制日本擴張，反映清廷對列強外交與金融依賴日深。

訪問美國並與政商領袖會面，外界對中國市場與改革前景抱持強烈興趣。此行使他成為晚清外交的代表性面孔，然而排華政策的存在也加深雙邊觀感的矛盾。

義和團危機與列強占領北京後，他參與與八國聯軍的談判，促成辛丑條約的簽訂。條約規定巨額賠款與嚴苛安全條款，使其「強硬周旋、以局為重」的談判形象定型，也加深爭議。

在辛丑條約議定後數月於北京去世，長年勞瘁加上政治攻訐，使其身心俱疲。其身後評價分歧：一方面被肯定推動近代化，另一方面亦因屈辱條約而受責難，成為帝國受迫時代的象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