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出生于福冈县乡村，在明治时期的社会变动与严苛的家庭期待中成长。早年对性别束缚的切身体验，塑造了她日后对女性自主与社会反叛的坚定追求。

少女时期，她追求超出乡村对女孩通常限制的教育机会。接触新文学与城市观念，使她对包办婚姻、服从伦理与家庭父权的批判愈发尖锐。

迁往东京后，她置身于明治末期学生运动与现代主义文学交织的热潮。与女性作家和编辑的交往，帮助她形成公共表达的声音，并在出版领域建立自信。

她参与了主张女性自我实现的女权刊物运动。刊物对性与独立的坦率论述既吸引读者，也引来警方的持续关注。

她以犀利的编辑与论战文字，推动刊物更直接地批判婚姻、道德与国家权威。面对小报式攻击，她借刊物为女性的欲望与智识辩护。

她撰写挑衅性的文章，主张爱情应由个人自由选择，而非由家族或法律规定。她把私人生活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挑战民法与中产阶级的传统美德观。

随着国家对所谓危险思想的控制加强，女权刊物受到治安体系的监控。查封、警告与道德恐慌，让她更坚信女性解放必须直面政府权力。

她的政治视野从女性自我修养扩展为对资本主义、帝国权力与家庭制度的系统批判。通过阅读激进理论与参与讨论，她开始将解放理解为与社会革命不可分割。

她与无政府主义作家大杉荣建立了备受争议的关系，拒绝传统婚姻规范。他们公开的自由恋爱立场成为小报与警方的攻击目标，也在支持者眼中象征着反抗。

在米骚动与战时物价冲击的背景下，她把女权关切与工人阶级困境及国家镇压联系起来。她支持激进组织工作，并以文字论证经济正义与性别自由相互关联。

她通过翻译与评述，把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与女权思想潮流介绍给日本读者。她为大正时代受众重新阐释这些观念，强化了关于解放与互助的跨国话语。

她在与无政府主义网络相关的左翼媒体中编辑与写作，始终处于警方关注之下。搜查与讯问反映出国家对异议的恐惧，也映照日本对外扩张与国内管控的收紧。

她的文章将育儿与家务劳动视为政治问题，而非私人义务。她主张女性必须掌控身体与人生，才能抵抗被当作家族延续与国家建构的工具。

在战后镇压加剧之际，她仍在集会与出版物中直言不讳。友人与同志明白逮捕或暴力愈发可能，但她拒绝退回体面与沉默。

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后，谣言与戒严助长了针对激进分子与朝鲜人的行动。当局利用混乱拘押左翼人士，并把镇压包装为恢复公共安全。

她与大杉荣被宪兵逮捕，并在军方人员指挥下遭到杀害，后来被称为甘粕事件。这起法外杀戮揭露了危机时刻国家权力的残酷，震动了众多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