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内义兴之子出生，继承西日本强族的血脉与期望。他在山口的环境中长大，京都式的雅致文化与武家政治并存，塑造了他崇文尚礼的性格。

年少时亲眼见到父亲义兴在付出沉重代价后，从京都的将军家纷争中撤退。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到远离领国的都城政治会不断消耗周防与长门的资源。

义兴去世后，他成为大内氏首领，继承广阔领地与贸易网络。他倚重包括陶晴贤在内的宿老家臣统率军务，而自己更专注于政策与文化方向的塑造。

他扩建并经营山口，使其成为被称作“小京都”的都会，广邀因动乱而流离的诗人、画家与公卿。大内的都城以连歌雅集、精致仪礼与兴盛的书籍文化闻名。

他积极结交禅宗机构，借助其在外交与识字教育上的能力，延揽僧侣学者参与治政。这些网络也帮助大内与海外伙伴沟通，并推动新文本的流通。

大内氏利用濑户内海与北九州的港口，从区域航运与海外贸易中获取利益。义隆推动更有规制的贸易渠道，使领国与大陆商品与知识相连。

随着尼子晴久在出云扩张，义隆面临争夺西日本影响力的战争压力。战略决断日益依赖陶晴贤等将领与更军事化的支系势力。

随着传教团进入日本，义隆成为对外来访客与新学问抱有兴趣的代表性大名。他允许传教者在领内活动，期待由此带来外交与商业上的收益。

他接见传教者并提供保护，使其得以讲道与往来传播。这次会面象征山口对新思想的开放，同时也引发许多武士对新信仰的疑惧。

随着火器在日本传播，战场期待与军事组织开始改变。义隆的政权试图通过采购与港口贸易保持步调，但周边对手也迅速适应并形成优势。

在争取声望与领土的压力下，他批准了旨在攻取尼子要塞的宏大战略行动。连年战事拖累财力与士气，也加深了义隆偏重风雅与将领强调军务之间的矛盾。

反复的军事负担与对文雅近臣的偏宠印象，激起大内家中普遍怨气。陶晴贤等人逐渐自居为务实治理与武家纪律的捍卫者。

派系对立加深后，义隆难以在礼制正统与战时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关键官职与城郭指挥权转向陶晴贤的人脉网络，使大名在自家都城中愈发孤立。

陶晴贤果断举兵夺取山口，迫使忠臣四散逃亡。这场被称为大宁寺之变的政变，粉碎了长期主导西日本政局的大内政权。

他逃离都城后寻求庇护，却被陶氏追兵紧逼，最终在大宁寺被围困并于1551年身亡。这标志着大内义隆统治的终结，也象征大内文化黄金时代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