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於普魯士王國的柯尼斯堡，出身與法律職業密切相關的家庭。父母婚姻不睦並早早分離，使他日後對破碎家庭與不穩定身分的迷戀更為深刻。

父母分離後，他主要在母系親族的圈子裡長大。外表嚴整的體面與私下的緊張衝突，後來以辛辣筆觸回到他對市民生活的諷刺描寫之中。

他進入柯尼斯堡大學研習法律，走上普魯士人所期待的文官道路。在法條與程序之外，他同時沉浸於繪畫、戲劇與作曲，培養出作為藝術家與法務人員並存的雙重生活。

在這段時期，他開始以縮寫形式自我標示，並以莫札特為崇敬對象而改用相關名號。這樣的選擇顯示他把音樂視為與法律並行的志業，而非僅是消遣。

他通過必要考試，進入普魯士法律官僚體系，面對檔案、等級與僵硬禮節構成的世界。這些經驗後來成為他筆下冷峻而滑稽的官員群像來源，那些人把文書誤當成道德權威。

在行政系統內調任後，他仍一邊履行公務、一邊創作音樂並繪製諷刺圖像。他在沙龍與辦公室觀察社交面具的能力，成為日後故事心理寫實的重要工具。

他與瑪麗亞・特克拉・米哈莉娜・羅雷爾結為連理，這段伴侶關係在財務壓力與頻繁遷徙中依然維持。兩人在官職派遣與藝術計畫間的日常，讓他對所謂體面與端正更添反諷感。

當拿破崙的壓力重塑中歐局勢時，他調往另一個行政職位，仍持續作曲與寫作。時代的不安加深了他對分身、偽裝與理性秩序脆弱性的興趣。

普魯士在拿破崙面前遭逢慘敗後，許多機構被迫重整，他的仕途也陷入不確定。政治劇變與官僚體系崩解的經驗，日後回響於他那些把「現實」寫得搖搖欲墜的故事裡。

他定居班貝格，擔任音樂總監並投身劇場實務，試圖透過演出文化穩定生計。在排練、歌者與舞台幻象之間，他磨鍊出使散文充滿戲劇動勢的感官。

他撰寫影響深遠的音樂評論，推崇莫札特與貝多芬等作曲家，並把器樂視為通往無限的入口。同時，他的虛構化筆名與奇幻風格受到注意，使美學理論與敘事實驗緊密相連。

在解放戰爭期間，他居住於德勒斯登，面對軍事動盪與關於德意志認同的激烈文化論爭。恐懼、奇觀與藝術的碰撞，將他的想像推向更陰暗、更詭異的執念與命運探索。

回到柏林後，他恢復普魯士法務官工作，同時發表令他在浪漫主義文壇成名的作品。城市裡的沙龍、法庭與警務機關提供了現實細節，使他筆下的超自然轉折顯得格外可信而令人不安。

他把〈沙人〉收錄於《夜曲集》之中，編織出關於童年創傷、人偶與偏執知覺的寒意故事。其強烈的心理張力影響了後來探討無意識與詭異感的思想家與作家。

透過長篇《魔鬼的靈藥》，他將分身、罪疚與宗教恐怖推向更綿長的敘事。借用修道院場景與犯罪動機，他把哥德式推進力與尖銳的道德曖昧融合為一。

他發表《胡桃鉗與鼠王》，表面俏皮卻暗含威脅與夢境邏輯，將童年驚奇與怪誕變形交織。這種混合後來啟發了世界各地的舞台與音樂改編。

他出版《公貓穆爾的生活見解》，把自負的貓之自傳與受折磨的作曲家約翰內斯・克萊斯勒的片段交錯拼接。這種創新的結構一面嘲弄文學虛榮，一面揭露藝術家的痛苦。

多年在法庭公務與寫作之間高強度分身奔走後，他健康崩潰，最終在柏林去世。友人與讀者哀悼這位獨特的聲音；他把諷刺、音樂與夢魘式幻想熔於一爐，重塑了歐洲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