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於丹尼爾·安東尼與露西·里德·安東尼的貴格會家庭，家庭重視平等與紀律。其改革取向的信仰與社群中的公共辯論，形塑了她早期對道德責任與公共行動的認知。

安東尼一家遷往巴頓維爾，丹尼爾·安東尼經營棉紡工廠並支持廢奴事業。他們的家成為改革思想交流之所，使她接觸到貴格會聚會之外更廣泛的行動主義。

一八三七年恐慌引發的經濟動盪使家庭財務承壓，生活穩定被打亂。這段經驗讓她深刻感受勞動與生計的脆弱，也更認同需要保護一般家庭的社會改革。

她在當地學校任教，親眼見到女性教師在相同工作下薪資低於男性。薪資不平等的現實，成為她日後以平等權利作為公共論述核心的早期動因。

她在禁酒運動中的工作讓她熟悉連署、集會與大規模動員的運作方式。她也看見女性被排除在完整參與之外的現象，進而將重心轉向婦女權利行動。

她在塞尼卡瀑布城結識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開啟長達數十年的盟友關係，由斯坦頓主寫、安東尼主組織。她們共同建立網絡、起草決議，並讓婦女權利長期留在全國政治議程之中。

她因身為女性而被阻止在禁酒會議上發言，於是更加聚焦於政治平等。此事成為她的切身證明：改革若要成功，女性必須擁有完整的公民參與權。

她以美國反奴隸制協會代理人的身分，在敵意頻仍的環境中組織演講與大會。長途巡迴鍛鍊了她的體力與論述能力，也使她將婦女權利與更廣泛的人類自由抗爭連結起來。

她與斯坦頓共同組織婦女忠誠全國聯盟，支持聯邦並推動廢奴。她們發動連署運動，收集數十萬份簽名，敦促國會終結全國奴隸制度。

她協助創辦《革命》，並負責其出版事務，同時宣揚「男人，他們的權利不多；女人，她們的權利不少」的主張。該報放大了參政權、勞動與法律平等的公共辯論。

在第十四與第十五條修正案的爭議後，她與斯坦頓成立全國婦女參政權協會。該協會主張以聯邦修憲方式推動參政權，並挑戰將女性視為二等公民的法律與制度。

她在羅徹斯特投下選票，主張第十四條修正案關於公民身分的文字應保障女性投票權。聯邦官員逮捕她與同伴，使此舉成為精心安排的憲法性挑戰。

在卡南代瓜，沃德·亨特法官指示作出有罪裁決並處以一百美元罰金，剝奪陪審團獨立裁決的空間。她拒絕繳納罰款，並藉由訴訟過程揭露公民身分與被剝奪選舉權之間的矛盾。

在費城的百年紀念活動中，她與盟友在獨立廳附近向官員遞交《婦女權利宣言》。這次大膽介入將美國建國理想與婦女尚未完成的政治平等訴求緊密連結。

她與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及瑪蒂爾達·喬斯琳·蓋奇合作編纂《婦女參政權史》。這套多卷本保存了演說、連署與組織檔案，避免許多關鍵史料散佚。

她支持將全國婦女參政權協會與美國婦女參政權協會合併，成立全國美國婦女參政權協會。整合強化了募款能力、協調各州戰略，並降低對外的派系對立形象。

她擔任會長期間廣泛巡迴，培訓組織者，並敦促政治人物正視女性被剝奪選舉權的現實。其領導風格強調紀律化競選與務實的跨地區、跨政黨結盟。

她將協會領導權交給凱莉·查普曼·卡特，鼓勵新世代更新策略。她仍以受敬重的精神領袖身分提供建議，並要求運動保持全國性的焦點與一致性。

她在羅徹斯特逝世，一生以演講、會議與不懈旅行建立參政事業。雖未能親眼見到第十九條修正案通過，她所奠定的組織基礎仍深刻影響了其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