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戈连科之名出生于俄罗斯帝国奥德萨附近，后来在黑海沿岸长大。家庭背景与海岸景观塑造了她早期对意象与节奏的敏感。

少年时期她结识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对方长期追求并将她引入现代主义诗歌世界。他们的关系把她带向圣彼得堡的文艺环境，日后成为其事业的核心舞台。

她与尼古拉·古米廖夫结婚，从而与新兴的阿克梅主义运动及圣彼得堡的期刊圈紧密相连。夫妻二人游历欧洲，她在那里吸收了艺术、建筑与新的文学风尚。

她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凭借精准的措辞与亲密而富戏剧性的独白迅速引发关注。同年她生下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在母职与声名上升之间艰难平衡。

她出版《念珠》，这部重要的阿克梅主义诗集以情感的清澈打动了广泛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社会压力加深了她关于离别、忠诚与忍耐的主题。

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期间，旧秩序崩塌，她仍留在彼得格勒。《白群》在动荡中出版，进一步巩固了她的声望，而未来却愈发不可测。

她的前夫尼古拉·古米廖夫被秘密警察逮捕并处决，这一震动波及整个俄罗斯文学界。新的苏维埃文化氛围日趋收紧，使她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她发表《主历一九二一年》，以克制而古典的声音写出革命后的幻灭。随着苏维埃批评对“资产阶级”抒情诗愈加严厉，公开出版的机会不断缩小。

到二十年代中期，苏维埃出版社几乎不再印行她的新诗，使她被迫沉默，只能在私人圈子里流传。她靠翻译、学术工作与朋友的忠诚维持生活，并由他们保存手稿。

在恐怖加剧之际，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与伴侣、艺术史学者尼古拉·普宁被逮捕。她向当局申诉，从此开始在排队、审讯与告密者的阴影中度日。

列夫·古米廖夫再次被捕并被送入古拉格体系，她几乎无能为力。她写下后来被称为《安魂曲》的组诗，通过背诵记忆并口头传递，以避免留下书面证据。

德军入侵与列宁格勒围城迫近之时，她与其他文化人士一同被撤离。她在塔什干公开朗诵诗作，参与战时机构工作，同时忍受疾病与流离之苦。

她回到满目疮痍的列宁格勒，几乎家家户户都被失去与创伤所标记。战争时期的爱国氛围一度扩大了文化空间，使她的处境短暂好转，但政治危险很快再度逼近。

在一九四六年的文化清洗中，安德烈·日丹诺夫公开攻击她，将其诗歌定性为意识形态可疑。她被逐出作家协会，收入来源被切断，只得再度依赖翻译与资助者。

在斯大林统治后期，尼古拉·普宁再次被捕并被送往劳改营，后来死于其中。这一损失加剧了她的孤立，也强化了她为沉默者与失踪者承担纪念义务的决心。

斯大林去世与赫鲁晓夫解冻之后，限制逐渐缓和，她的名字开始重新出现在印刷品上。列夫·古米廖夫获释并恢复名誉，使他们在多年囚禁与不确定之后得以勉强团聚。

西方读者与学者越来越将她视为重要的欧洲诗人，也是极权时代的见证者。她在意大利获得埃特纳—陶尔米纳奖，象征在苏联限制仍存的情况下姗姗来迟的全球承认。

牛津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确认她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这一仪式也凸显了她在国外的盛名与国内数十年审查之间的巨大落差。

她在长期心肺疾病后去世，留下的诗作通过记忆、地下自印与忠诚友人的守护得以保存。葬礼吸引作家与仰慕者，他们将她视为破碎世纪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