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势力强大的琅琊王氏，这是西晋末期最重要的士族门阀之一。宗族网络为他提供了通向高层官僚与未来东晋领袖的关系与资源，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视野。

他进入西晋官僚体系，积累行政与军务经验。洛阳的都城政治与司马诸王之间的权力角逐，使他早早见识到派系倾轧，这也成为日后其政治行事风格的重要底色。

司马诸王内战爆发后，王敦在不断变化的联盟与崩坏的权威之间求存并谋势。北方的暴力与秩序崩解让许多士族认识到，能保命的不是朝廷名号，而是掌握在地方将帅手中的军力。

洛阳在永嘉之乱中被攻陷后，晋廷的正统威望遭受重创，大批流民与士族南渡。灾变加速了强宗大族与武人将领的崛起，王氏在江南的领导地位也随之凸显。

他随士族南迁，转而支持琅琊王司马睿在长江下游重建统治。凭借王氏宗族关系，他协助招揽官员与兵卒，为稳定地方与重整政权提供关键支持。

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新朝廷后，王敦成为草创东晋的重要军事支柱。他的影响力与王导等宗族领袖并进，在新官僚体系中形成举足轻重的力量。

司马睿即位为元帝后，皇权与既得士族之间的张力日益尖锐。王敦握有军队与州郡，愈发认为朝廷依赖其兵权而立，从而对宫廷的独立决策产生警惕与不满。

他驻守长江要冲诸州，培植忠诚将校并掌控税赋来源。对江运与戍守要地的控制，使他既能以“护国”自居，又能对建康形成实质性军事压力。

政敌与皇亲试图限制王敦的自主权，担忧其军权不断扩张。王敦将相关奏疏与任命视为威胁，其书信往来流露出被逼迫时将以武力解决的决心。

他率大军东下逼近都城，提出要求并声称要清除权臣。面对压倒性兵力，元帝政府被迫让步，王敦对官职任命与朝政走向的主导地位由此昭然若揭。

进入建康后，他清除对手，将亲信安插于要害部门与军政要职。此举使皇帝沦为受制的象征人物，而王氏集团对政策的控制显著扩大。

他并未长期留在朝廷，而是退回武昌，通过文书指令、官职任命与威慑手段施政。保持距离使其得以保存军队完整性，并持续牵制建康脆弱的文官体系。

元帝去世后，明帝力图收回权柄并削弱军阀掣肘。王敦将新皇帝的人事调整与整顿举措视为直接挑战，推动局势走向更危险的第二次对抗。

他筹备再次向建康进军，倚重部将与宗族盟友以迫使朝廷让步。朝廷则以自家将领与部署反制，将其定性为危及王朝存亡的叛逆。

324年对峙展开之际，王敦去世，使其运动失去个人威望的核心支柱。缺乏统一号令后内部争执加剧，朝廷与忠于中央的将领趁势反攻，其集团对建康的控制随之动摇。

王敦死后，明帝政权着手镇压其余党并重新调整各州军政任命，以恢复中央对地方的约束。这场危机成为东晋政治的深刻教训：地方军队足以拥立也足以倾覆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