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於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拉古納省卡蘭巴，為一個富裕且重視教育的家庭之子。父母在殖民限制的陰影下扶養他成長，家中氛圍培養了他嚴謹求學與關注社會不公的性格。

他在卡蘭巴展現過人的天賦，早早創作詩作，並在語言與繪畫方面顯得格外出眾。家庭教導與地方學校的訓練，養成他自律的學習習慣，也加深他對周遭社會不義的敏感。

他的母親因一場激烈的地方糾紛而被監禁，此案普遍被視為嚴重的冤獄。這段經歷讓他確信殖民地的司法權力可能因人情、偏見與教權而被扭曲。

卡維特兵變後，馬里亞諾·戈梅斯、荷塞·布爾戈斯與哈辛托·薩莫拉三位神父被處決，震撼整個殖民地。他們的死亡成為他思想成形的重要象徵，使他把教權、鎮壓與改革需求緊密連結。

他在聖多瑪斯大學先修讀哲學與文學，後轉向醫學。在由多明我會主導的校園中，他遭遇對菲律賓人的歧視，這些經驗日後化為他對修士濫權的尖銳批判。

他以新姓氏啟程赴西班牙，追求更高教育與更自由的思想環境。這次遠行讓他接觸自由主義觀念，並結識在西班牙政治脈絡中推動改革的菲律賓同道。

他在馬德里中央大學完成醫學學位，同時投入文學與政治思潮的研習。在西班牙知識圈中，他磨練論辯與寫作能力，並參與有關殖民治理與代表權的討論。

他為了幫助母親改善視力而專研眼科，並接觸當時歐洲先進的醫療技術。在巴黎，他也加深與海外菲律賓人的連結，讓醫者的自律與改革者的志向更加融合。

他在柏林出版小說《別碰我》，描寫菲律賓社會的貪腐與修士的支配。此書震撼改革派讀者，也激怒殖民當局，使他被視為危險的知識對手。

他回到卡蘭巴開業行醫，以醫術與慈善聞名。然而《別碰我》引發的效應使教會與政府施壓日增，他不得不面對監視、威脅與不斷升高的輿論關注。

為保護家人並持續推動改革，他離開殖民地，往返亞洲與歐洲。這段時期擴展了他對帝國與現代性的視野，也讓他在海外建立更廣泛的菲律賓人網絡。

他在根特出版《菲利賓斯特里斯莫》，以更陰鬱的筆調描繪壓迫下的激進化。此書獻給殉道者戈姆布爾薩三神父，使他對殖民體制的控訴更為尖銳，也加劇官方對他的敵意。

回到馬尼拉後，他組織菲律賓同盟，致力於公民教育、互助與依法改革。當局迅速將其視為顛覆勢力，顯示公開異議在殖民體制下幾乎已無容身之地。

成立菲律賓同盟不久，他即遭逮捕，未經審判便被驅逐到達皮丹流放。在流放期間，他行醫、教學並進行科學研究，把放逐轉化為有紀律的公共服務計畫。

他建立小型學校，教授實用技能，並支持水利與民生等地方改良。他以行動展現信念：民族的新生仰賴教育與品格的養成，而不僅是政治對抗。

他獲准離開達皮丹以醫師身分服役，但在卡蒂普南引發的革命爆發後被拘押。儘管他主張改革而非叛亂，西班牙當局仍借危機將他牽連為運動領袖。

他在西班牙軍事法庭受起訴，審理過程受戰時恐懼與政治壓力左右。即使缺乏他直接參與起義的充分證據，法庭仍判他有罪，意在震懾殖民地內的進一步反抗。

在生命最後一夜，他寫下告別詩《我最後的告別》，表達對祖國的愛與自我犧牲的決心。詩作被秘密送交家人後迅速流傳，成為菲律賓民族記憶與公民教育的重要文本。

他在巴貢巴延遭行刑隊公開槍決，原意在恐嚇反對者。結果他的死亡反而鼓舞革命意志，使他被推崇為凝聚民族尊嚴與覺醒的共同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