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大內義興之子，作為西本州強大家族的繼承人誕生。自幼在山口成長，浸潤於大內家偏愛的王朝風雅之風，並在武家政治的現實中受教養。

童年時期親見父親義興在幕府政治中投入龐大成本後撤離京都。此經驗使他深刻體會遠離本國的京畿政爭如何消耗周防與長門的財力與人力。

義興逝世後，他成為大內氏首領，承繼廣大領地與貿易網絡。軍政實務多倚重陶晴賢等宿老家臣統率兵馬，而他則主導政務方向與文化建設。

他擴展山口為「小京都」的格局，邀集因亂離失所的詩人、畫家與公家人士。大內的都城以連歌聚會、雅致儀典與蓬勃的書籍文化而聞名。

他與禪宗機構建立密切聯繫，借助僧侶學者在外交與文書素養上的長處以輔佐政務。這些網絡也使大內氏更能與海外夥伴溝通，並促進新典籍的流通。

大內氏運用瀨戶內海與北九州的港口，從區域航運與對外商業中獲利。義隆推動更具規範的貿易管道，使領國連結大陸的物資與知識。

尼子晴久自出雲擴張勢力後，義隆面臨在西本州爭奪影響力的作戰壓力。其戰略抉擇愈發倚賴陶晴賢等將領，以及軍事化色彩更濃的支族勢力。

隨著方濟各的傳教行動進入日本，義隆成為對外來訪客與學問抱有興趣的知名大名。他允許傳教士在領內活動，視之為可能帶來外交與商業利益的契機。

他接待方濟各並提供保護，使傳教士得以宣講並往來行動。此事象徵山口對新思想的開放，然而許多武士仍對其信仰抱持疑慮。

隨著火繩銃在傳入後逐漸擴散，義隆的軍勢面臨戰場期待的轉變。他的政權試圖透過採購與港口貿易保持同步，但競爭對手的適應同樣迅速。

在確保威望與領土的壓力下，他批准針對尼子要害據點的宏大作戰。戰事拖累財政與士氣，也加劇義隆偏重風雅施政與諸將要求務實軍政之間的矛盾。

反覆的軍事負擔與對文雅近侍的偏重觀感，引發大內家臣團的不滿。陶晴賢等人逐漸以務實治理與武紀為號召，定位自己為挽救政權的主導者。

派閥對立加深之際，義隆難以在禮制正統與戰時現實間取得平衡。要職與城郭指揮權逐步轉向陶晴賢的人脈，使這位大名在自己的都城中愈發孤立。

陶晴賢果斷起兵，奪取山口並迫使忠臣四散逃亡。此政變後世以大寧寺之變著稱，粉碎了曾主導西本州政治的大內政權。

他自都城出逃尋求庇護，仍遭陶方追擊，終在大寧寺被逼入絕境。其於一五五一年死去，象徵義隆統治的實質終結，也為大內氏的文化盛世畫下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