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莎羅吉妮·查托帕德雅之名出生於海得拉巴，當時屬於在英國宗主權之下的土邦。父親阿戈雷納特·查托帕德雅是學者與教育家，母親巴拉達·孫達麗·黛薇也寫詩，形塑了她早年的文學世界。

她在極年輕的年紀就通過學業考試，在海得拉巴的教育圈引起注意。家人的鼓勵與多語言的薰陶，讓她很早便能寫出把印度意象與英文文學形式結合的詩句。

在海得拉巴統治者的資助下，她前往英國繼續學業。這趟旅程讓她接觸新的思想人脈，也使她更敏銳地理解印度在帝國世界中的位置。

她先在倫敦求學，後進入劍橋的格頓學院，結識重視她才華的作家與評論者。師友鼓勵她書寫印度題材而非模仿維多利亞時代的主題，讓她逐步確立獨具一格的聲音。

她與醫師戈文達拉朱盧·奈杜結婚，這段婚姻在殖民時期的印度因跨越社群界線而格外引人注目。伴侶關係支持她的公共生涯，使她能在家庭責任與文學、政治工作之間並行。

她的第一部重要詩集《金色門檻》在倫敦出版，以音樂般的語言與濃厚的印度場景廣受讚譽。此書為她贏得「印度夜鶯」的稱號，使她成為備受推崇的公共詩人。

在孟加拉分治後民族主義高漲之際，她開始更直接地投入印度國民大會的工作。她的演說把道德論證與藝術表達結合，讓政治集會不再只屬於菁英，而能觸及更廣大的聽眾。

《時光之鳥》以抒情筆觸描繪印度的季節、市集與儀式，鞏固她的聲望。文名帶來更大的公共平台，使她能在演講中更有力地推動社會改革與女子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支持救濟與國民服務工作，把公民責任與政治權利連結起來。這些經驗加深她的信念：印度既然為帝國戰爭作出貢獻，就理應獲得自治。

她與安妮·貝讚特等領袖及改革者合作，推動婦女選舉權與法律平等。面對不同性別與階層的聽眾，她主張印度的自由必須包含印度女性的政治能動性。

阿姆利則的屠殺與鎮壓性法令的打擊，使她對英國統治的反對更加堅定。她透過演說與組織，把悲痛轉化為有紀律的抗議，並日益與甘地主導的群眾運動靠攏。

她巡迴演講支持甘地發起的不合作運動，鼓勵抵制與建設性工作。她的口才把政治策略轉化為日常行動，吸引學生與女性投入民族主義活動。

在坎普爾年會上，她成為首位主持印度國民大會的印度女性。這個角色凸顯她作為全國凝聚者的地位，在政治動盪期被寄望能調和地域與理念的分歧。

她參與全國性示威，反對排除印度代表的西蒙委員會。她的立場把憲政訴求與群眾動員相連結，強化「沒有印度人參與的改革缺乏正當性」的主張。

在公民不服從運動期間，她支持食鹽進軍並在領袖遭逮捕後協助延續抗議。她被殖民當局監禁，入獄經歷成為女性站上抗爭前線的象徵。

她赴海外演說，說明印度的鬥爭並凸顯女性在非暴力抵抗中的參與。她以道德說服結合文化呈現，增進國際社會對自治訴求的同情與支持。

印度國民大會發起退出印度運動後，英方為鎮壓起義逮捕她與其他資深領袖。拘禁損害她的健康，但她仍在運動中鼓勵堅守非暴力的信念。

印度在分治引發的暴力與流離中獲得獨立，政治局勢因此大幅改變。她運用自身聲望呼籲社群和諧，並在過渡期協助保護弱勢平民。

她被任命為聯合省邦長，成為獨立後印度最受矚目的行政職位之一。此任命象徵女性進入公職的新時代，她著重推動公民和解與制度建設。

她在邦長任內逝世，人們既以文化象徵也以自由運動領袖的身分悼念她。印度國民大會同僚與作家追憶她讓政治更具人性與詩意的能力，並在往後數十年間持續影響印度的公共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