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菲利内瓦尔达尔诺，在与医学学养紧密相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父亲是一名医生。早年的拉丁文学习与医术见闻，后来转化为他关于“治愈灵魂亦如治愈身体”的哲学理念。

少年时期他接受典型的佛罗伦萨新人文教育，以拉丁文阅读西塞罗、维吉尔以及基督教道德作家。佛罗伦萨的公民文化推崇雄辩与伦理修辞，塑造了他终身的信念：哲学应当引导公共与私人生活的德性。

他一方面追随父业接受医学训练，另一方面更强烈地转向哲学研究。医学、心理与伦理之间的交汇成为他思想的独特主题，尤其体现在他后来关于忧郁、音乐与精神健康的论述中。

凭借家族关系，他受到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资助人文学者的科西莫·德·梅第奇注意。科西莫鼓励他献身希腊哲学研究，为城市中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科西莫在卡雷吉的梅第奇别墅附近为他提供居所与支持，使他得以稳定地翻译与授课。卡雷吉圈子后来与所谓的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联系在一起，但其更像学者网络而非正式机构。

在科西莫的敦促下，他开始宏大的工程：将柏拉图对话录以优雅的拉丁文译介给西方读者。在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圈中，他力图让柏拉图重新成为具有权威的哲学资源，而不仅是轶事与格言的来源。

科西莫之死本可能使翻译计划中断，但皮耶罗以及后来洛伦佐等梅第奇继承者仍持续支持。费奇诺作为译者与教师的地位由此巩固，他的书信也显示出在精英赞助网络中谨慎周旋的外交技巧。

他进入圣职阶层，将自己的哲学工作呈现为与基督教教义与牧灵关怀相契合。神父身份使他能将柏拉图主义解释为通向福音的准备，强调灵魂向上趋近上主与理智的不朽。

他完成并传播篇幅宏大的《论灵魂不朽的柏拉图神学》，以柏拉图与基督教的论证捍卫灵魂不朽。此书面向受过教育的拉丁语读者，旨在反驳唯物倾向，并在文艺复兴的公民生活中强化道德责任感。

帕齐阴谋引发的暴力事件后，他仍与洛伦佐·德·梅第奇保持亲近，并在书信中劝导克制与和解。政治动荡使他更坚信哲学性的虔敬与城市和谐彼此相连，而学术共同体也依赖脆弱的赞助体系。

他的柏拉图拉丁文译本以印刷形式问世，使完整的柏拉图著作在欧洲广泛流通。他撰写序言与解释性指引，以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框架来诠释柏拉图，深刻影响从巴黎到牛津的学者阅读方式。

他推出首部完整的普罗提诺《九章集》拉丁文译本，成为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的重要里程碑。通过将普罗提诺呈现为论“一者”与灵魂上升的深邃形而上学家，他帮助早期近代欧洲形成更具精神性的哲学词汇。

在《论生活》三卷中，他结合医学、心理学与自然哲学，为学者提供关于健康与忧郁的建议。他谈及音乐、生活调摄与天体影响而受到审视，但坚持这是旨在支持沉思与研究的自然哲学。

洛伦佐“伟大者”的去世削弱了长期庇护费奇诺事业的文化与政治保护。佛罗伦萨转向宗教与公民动荡之际，他仍继续写作与指导后学，但以梅第奇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平衡日益不稳。

梅第奇家族被驱逐、萨沃纳罗拉运动兴起后，佛罗伦萨进入道德改革与文化紧张的时期。费奇诺避免公开对立，但他对学术化柏拉图主义的坚持不得不与更严厉的宗教疑虑氛围共存。

晚年他的书信在神职人员、外交家与人文学者间广泛流传，内容涉及爱情、天意与心智修养的劝诫。这一书信网络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佛罗伦萨之外，推动文艺复兴柏拉图主义传播至法国、德意志与英格兰。

他在佛罗伦萨去世，留下译本、评注以及将基督教与柏拉图形而上学相融合的独特综合体系。他的著作成为后世思想家的重要基础，包括皮科等人，以及许多寻求更丰厚哲学神学的人文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