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约翰·亨利与莎拉·温斯顿·赛姆·亨利之家，父亲是来自苏格兰的移民种植园主与法官，母亲出身弗吉尼亚名门。成长环境贴近烟草经济与英国国教体制，这些背景后来构成他早期法律斗争的社会框架。

他与莎拉·谢尔顿结婚，试图通过小规模经营与务农建立稳定生计。经济挫折与日益增长的家庭负担促使他转向法律与公众演讲，作为向上发展的道路。

经过密集的自我阅读与准备，他通过口试并获得在弗吉尼亚执业的许可。非正规的教育经历反而磨炼出朴素直白的表达风格，使陪审团觉得亲切而有力量。

在一场关于教士薪酬的争端中，他为地方纳税人辩护，反对英国国教牧师要求更高报酬。通过抨击王权干预并诉诸人民主权，他震动法庭，名声迅速传遍弗吉尼亚。

他赢得弗吉尼亚议会席位，正式踏入殖民地政治。其到来正值反对议会征税的抵抗情绪上升，为他提出大胆的宪政论辩提供了舞台。

他提出决议，主张只有弗吉尼亚自己的代表才能向弗吉尼亚人征税，从而挑战议会权威。辩论使殖民地为之沸腾，并推动形成更广泛的跨殖民地抵抗。

波士顿倾茶事件后紧张局势升级，弗吉尼亚爱国者在王权控制之外协调采取超法律行动。亨利与杰斐逊、理查德·亨利·李等人结盟，推动统一的殖民地应对策略。

他被选为弗吉尼亚代表前往费城，与各殖民地共同讨论集体抵抗措施。他强硬而有力的发言给其他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并强化了通过协调行动捍卫美洲自由的观念。

在第二次弗吉尼亚大会上，他主张武装民兵、备战应敌，而非寄望于与英国和解。于圣约翰教堂的演讲以强烈修辞鼓舞人心，成为革命决心的恒久象征。

弗吉尼亚通过新宪法后，立法机构选他出任州长，在与英国决裂之际主持局面。他面临物资短缺、边境威胁，以及为独立战争紧急动员兵力的重任。

任州长期间，他协调征募与补给，同时应对袭扰与弗吉尼亚海岸线的不稳定局势。他的政府与大陆事业合作推进，但地方政治也迫使他不断协商与妥协。

连续任期结束后，他退出州长职位并恢复法律执业。尽管在全国层面不如部分同侪显眼，他仍是弗吉尼亚政治文化中备受尊敬的声音。

在邦联条例下新国家举步维艰之际，弗吉尼亚再次倚重他的声望与经验。他处理经济不确定性，并努力在多年战争扰动后稳定政府运转。

他警告拟议的联邦宪法会将过多权力集中于遥远的中央政府。面对麦迪逊等支持者，他坚持在批准前加入对言论、宗教与正当程序的明确保障。

在持续的公众压力下，前十条修正案获得通过，其中包括亨利在弗吉尼亚的论辩推动。尽管他从未完全拥抱联邦派领导层，这些修正案体现了他所要求的多项安全阀。

据称华盛顿总统曾向他提供包括国务卿在内的高阶联邦职位，但他选择拒绝。他的犹豫反映出更偏好在弗吉尼亚从政，以及对联邦权力扩张的怀疑。

晚年在联邦派与杰斐逊共和派的党争中，他再次当选进入弗吉尼亚众议院。随后不久他在庄园去世，留下以民众化雄辩、州权主张与成文权利诉求为核心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