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清代兴化，本名郑燮，后号板桥。家境虽有读书传统却并不富裕，他一面接受经典教育，一面亲见乡里艰辛。此后无论为官还是作画，他都以直率的同情与不妥协的性情回应世道。

童年时期研习书法，临摹法帖，同时攻读儒家典籍以备科举。塾师强调书写的规矩与法度，但他渐渐偏爱更具抒情与个性的笔意。竹子也在这一阶段成为他日常写生与观照的对象。

二十岁前后，他一面写诗文与随笔，一面打磨带有隶意而又更为放逸的书法。虽研读前贤而不甘囿于摹仿，逐渐形成兼具古拙与灵动的笔势。这种杂糅而成的风格后来贯穿其绘画与题跋。

他靠教书与士人交往维持生计，与地方雅士唱和诗文、互赠书画。此时他体会到艺术如何通过馈赠、人情与名声流通。书信与题跋中的讥讽之语也在这一时期愈发锋利。

繁盛的扬州因商贾富庶而催生书画交易之风，他在这里见识到活跃的书画市场。并与一批强调个性与生气的画家相互往来，后来被归入扬州八怪。这样的氛围促使他更重自我与真趣，而不求刻意的工整与陈套。

他在清代科举体系中取得举人功名，为入仕迈出关键一步。功名扩大了他接触官场资源与任用机会的范围。然而他仍警惕空疏的章句之学，强调学问应当回到济世与利民。

会试与殿试得中后，他跻身士大夫行列，在乾隆年间正式入仕。进士身份使他在官场之外亦更具社会声望与合法性。他将一贯的直言敢谏与道义执拗带入行政实践。

他开始接触赋税、仓储与讼狱等基层日常，体会一县父母官的繁重与掣肘。现实中的民困与吏弊加深了他对百姓生计与贪腐盘剥的忧惧。后来许多题跋都含有对官僚运作的烦闷与讥刺。

在范县任上，他面对物资短缺、诉讼纷繁与上级考核的压力。他更愿与地方民众保持直接联系，以务实赈恤取代表面文章。其施政赢得敬服，也因此招来怨忿与掣肘。

他在断案时强调公允与常识，抨击胥吏与差役的苛索与勒取。在近似奏疏的书信中，他主张为官应更惧百姓之苦，而非畏上司之怒。这种道义姿态后来成为人们传颂其清介品格的重要来源。

他转任潍县之时，收成不稳、政务压力俱增，使其理想备受考验。在与乡绅、商人及属吏周旋之中，他尽力维持秩序而不使贫者受更重压榨。这段经历成为后世讲述其危局恤民的重要篇章。

饥荒严重之时，他力主开仓放粮并组织救济，即便程序阻滞也不愿坐视。传闻他曾当面责难拖延赈务、索取贿赂的上级与地方豪强。此事进一步奠定了他宁取救民、敢违成规的官声。

因赈务与政务期待屡起争执，他最终离开官场。辞官使他免于继续妥协，却也失去俸禄与官位体面。回到扬州后，他对艺术独立与人格自守的信念更为坚定。

返扬州后，他以出售书画维生，向商人与藏家直言定价，坦率罕见。题跋常以诙谐之语夹带道德讥评，使交易也成了关于操守的对话。这种公开与爽直，恰与扬州的商业艺术生态相合。

他以更为简劲的构图描写竹、兰与奇石，并以雄健题字与画面互为映照，仿佛第二幅图。植物象征刚正与韧性，映照其为官经历与人格自况。藏家尤珍其诗、书、画合于一纸的完整气象。

晚年时，他被广泛归入扬州八怪之列，以突破文人画陈规而著称。其作品为盐商等富贾所喜，因其既有别致趣味，又能以道义辞气自成姿态。名号的传播进一步放大了他作为文化叛逸者与伦理发声者的影响。

他汇集诗、文与书信，展现辛辣机锋与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关切。作品在友人和藏家间流传，强化了“正直而怪”的名声。他的散文质朴而锐利，正与其用笔的简省劲健相互映照。

他在扬州辞世，留下大量书画作品，后人所重不仅在技法，更在其人格气骨。后世鉴藏家常将其竹兰视作道德自画像，寄寓一位倔强而清介的地方官形象。他的影响延续于文人艺术传统与大众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