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戈連科之名出生於敖德薩近郊，後來在黑海沿岸成長。家世背景與海岸景致塑造了她早期對意象與節奏的敏感。

她在青少年時期結識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對方長期追求她，並引領她接觸現代主義詩歌。他們的關係把她帶向聖彼得堡的文學社交圈，成為她日後事業的核心舞台。

她與尼古拉・古米廖夫結婚，從而與正在興起的阿克梅派運動及聖彼得堡的期刊世界緊密相連。夫妻同遊歐洲，讓她吸收藝術、建築與新的文學風尚。

她的第一部詩集《黃昏》問世，因精準的措辭與親密而具戲劇性的獨白迅速受到矚目。同年她生下兒子列夫・古米廖夫，在母職與聲名漸起之間艱難平衡。

她出版詩集《念珠》，作為重要的阿克梅派作品，以情感的清澈與節制廣受讀者共鳴。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壓力加劇了她對離別、忠誠與忍耐的書寫。

在二月與十月革命的劇烈動盪中，她仍留在彼得格勒，目睹舊秩序崩解。《白群》在此背景下出版，使她聲望更深，卻也讓未來充滿不確定。

她的前夫尼古拉・古米廖夫遭秘密警察逮捕並處決，震撼俄羅斯文學界。蘇維埃新的文化氛圍逐步緊縮，使她的處境日益危險。

她發表《主之年一九二一》，以克制而古典的聲音捕捉革命後的幻滅。隨著官方批評對「資產階級」抒情詩愈發嚴厲，她公開出版的機會迅速縮減。

到一九二○年代中期，蘇聯出版社幾乎不再印行她的新詩，使她被迫沉默，只能在私下流傳。她靠翻譯、學術工作與友人的忠誠維生，友人們也協助保存手稿。

在斯大林恐怖加劇之際，她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與伴侶、藝術史學者尼古拉・普寧遭到逮捕。她向當局上訴，並開始在排隊、審訊與線人陰影下度過日常。

列夫・古米廖夫再度被捕並送入古拉格體系，使她幾近無力。她寫下後來被稱為《安魂曲》的組詩，以背誦記憶詩句並口耳相傳，避免留下書面證據。

德軍入侵、列寧格勒圍城迫近之際，她與其他文化界人士一同撤離。在塔什干她公開朗讀詩作，參與戰時機構工作，同時承受疾病與流離失所。

她回到滿目瘡痍的列寧格勒，幾乎家家戶戶都背負失落與創傷。戰時愛國氛圍一度擴大文化空間，使她的地位短暫改善，但政治風險很快再度逼近。

一九四六年的文化整肅中，安德烈・日丹諾夫公開攻擊她，指稱其詩作在意識形態上可疑。她被逐出作家聯盟，失去收入來源，被迫再度依靠翻譯與贊助者維持生活。

在晚期斯大林主義時期，尼古拉・普寧再度被捕並送往勞改營，後來死於其中。這份喪失加深她的孤立，也使她更堅定要為被噤聲與失蹤者承擔紀念的責任。

斯大林去世與赫魯雪夫解凍後，限制逐步鬆動，她的名字開始重新出現在出版物上。列夫・古米廖夫獲釋並獲平反，讓母子在多年囚禁與不安後得以脆弱重聚。

西方讀者與學者愈發將她視為重要的歐洲詩人與極權年代的見證者。她在義大利獲頒埃特納－陶爾米納獎，象徵在蘇聯束縛仍存之下姍姍來遲的全球承認。

牛津大學授予她榮譽博士學位，肯定她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這場典禮也凸顯她在國際聲譽與國內長年審查之間的巨大落差。

她在多年心肺疾病後去世，留下透過記憶、地下流傳與摯友守護而保存下來的詩作。她的葬禮吸引作家與仰慕者，他們視她為破碎世紀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