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唐帝國經歷安史之亂後重建、財政緊張的時期。家族重視學問與仕宦的傳統塑造了他早年的志向，日後也映照在其道德感強烈、關懷公共的詩歌之中。

幼時研讀經典、史書與科舉應試所需的近體詩。背誦與訓詁的訓練，使他後來習慣把抒情表達與倫理判斷緊密相連。

他開始走上唐代士人主流的仕途之路，在競爭激烈、講求才學的制度中角逐。科舉文化磨練了他的散文筆力，也促使他寫出主張務實治理的詩作。

取得備受推崇的進士科出身，從而打開在長安任職中樞的門路。此一成功更堅定他「文章可為國用」的信念，也拓展了他的文壇交遊。

入仕後熟悉奏疏、詔令與政務審核等官署日常。對賦稅與徭役負擔的第一手見聞，日後化為同情農民、批評奢靡政策的詩歌動力。

他與元稹結為知交並互相唱和砥礪，共同推崇文學的清明易曉與社會功用。兩人往復書信與互評互勉，促成影響深遠的新樂府改革風潮。

在朝廷改革爭論之際，他仿漢代樂府體裁創作歌行，以揭示民間困苦與官場腐敗。作品旨在可朗誦、易理解，將文學視為道德勸化的工具。

入翰林院供職，近侍天子，負責起草詔令並近距離觀察宮廷政治。此職帶來聲望亦伴隨風險，直言敢諫往往易與權勢派系衝突。

在政局動盪與朝廷敏感氛圍下，他坦率的批評引來懲處，被迫離開京城。外放為地方官後，他親身體會州郡艱困，使其詩中同情之心更為深厚。

在九江期間，他遇見一位琵琶女，將相逢化為傳誦千古的敘事名篇。作品交織自身漂泊與藝人身世沉浮，呈現唐代社會命運無常的脆弱。

他寫下多首情節完整、敘事性強的長詩，重新演繹唐玄宗與楊貴妃的宮廷戀情。藉由浪漫筆調融入政治警醒，使唐代歷史與道德興衰更易為大眾記誦。

隨著黨爭消長，他被召回並再度出任較受重視的職務，重新回到行政主流。此番起落反映唐代官員沉浮迅速的現實，也呼應他後來多首自省回顧的作品。

在地方任上，他重視賦稅公平、糧倉管理與賑濟救助。此期詩作多記錄市集、田畝與江河等具體景象，將行政施政與百姓日常緊密相連。

治理富庶的南方時，他兼顧水利與秩序，同時維持熱絡的文人交遊。江南繁華與北地艱困的對比，讓他對地域差距與不均更為敏銳。

五十餘歲時他獲授重要頭銜，詩文集在各地廣泛流傳。由於語言平易，其作品不僅在朝廷間傳誦，也透過抄本流入僧侶、商旅與學子之手。

他更常居於洛陽，過著較為恬淡的生活，耕園理事，並與僧人及士友往還。晚年作品中帶有佛教色彩的省思更為突出，常談老病與無常。

他親自編訂詩文，安排篇章，塑造後人閱讀其道德聲音與敘事技藝的方式。這種自我校訂使其名聲更為穩固，成為清晰平衡、具有公共良知的典範。

他卒於洛陽，留下數量龐大且長期被抄錄流傳的詩作，在東亞各地廣為傳誦。後世稱許他情感仁厚、語言質樸而雅潔，視其為為庶民生活發聲的詩歌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