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於墨西哥瓜納華托，父母為迪亞哥·里維拉·阿科斯塔與瑪麗亞·德爾·皮拉爾·巴里恩托斯，時值波菲里奧·迪亞斯推動現代化統治之下。其早期素描令家人驚豔，儘管全國政治動盪逐漸醞釀，家人仍支持他接受正規藝術訓練。

他開始在墨西哥城的聖卡洛斯學院學習，當時教學以學院派素描與歐洲範式為主。師長與贊助者很快注意到他的才華，而他也在校內吸收關於墨西哥藝術民族認同的辯論。

在贊助者支持下，他遠赴歐洲並定居馬德里，師從愛德華多·奇查羅，並在普拉多美術館臨摹古典名作。此行讓他接觸到現代藝術潮流與跨國專業人脈，視野超越墨西哥本土。

他往返西班牙、比利時與法國，結識塑造早期現代主義的藝術家與評論者。墨西哥革命在故鄉爆發之際，他尋找能夠結合政治與公共生活的視覺語言。

在巴黎，他投入立體主義創作，與巴勃羅·畢卡索、胡安·格里斯等人物相近並在前衛圈展出作品。他的畫作以破碎的平面與內斂色調呈現，顯示他從學院寫實轉向前衛形式的轉變。

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歐洲局勢之際，他逐漸遠離立體主義，轉向更清晰可讀、更加宏偉的構圖方式。他也與安潔莉娜·貝洛夫經歷痛苦的個人失落，創作重心轉向更具公共性的藝術理想。

受託研究歐洲壁畫傳統，他走訪義大利多地，考察教堂與市政建築中的喬托與文藝復興濕壁畫循環。耐久的濕壁畫技法與大尺度敘事，成為他日後墨西哥壁畫的核心。

回到墨西哥城後，他加入何塞·瓦斯孔塞洛斯推動的文化計畫，倡導革命後面向大眾的公共藝術。里維拉開始創作大型牆面繪畫，旨在讓一般市民在菁英畫廊之外也能學習歷史與政治。

他在國立預備學校繪製大型濕壁畫，以工人、農民與原住民形象作為英雄般的主角。這些作品協助界定墨西哥壁畫運動的面貌，使其成為由國家資助、卻常帶激進精神的視覺計畫。

里維拉正式加入墨西哥共產黨，主張藝術應成為革命教育，而非私人奢侈品。他與其他壁畫家與行動者合作，把工作室與工會轉化為政治辯論的平台。

受邀前往蘇聯後，他參觀莫斯科並觀察布爾什維克機構如何運用宣傳與公共文化。此行加深他對馬克思主義圖像的投入，同時也看見藝術家與政黨控制之間的張力。

他與畫家芙烈達·卡蘿結婚，這段關係既有彼此的藝術敬重，也充滿激烈衝突。他們的結合成為現代墨西哥藝術的象徵，將個人神話與革命時代的文化認同交織在一起。

現代藝術博物館為他舉辦重要回顧展，向美國觀眾呈現其作為現代藝術領軍人物的地位。展覽促成更多壁畫委託，也使他的創作被置於全球關於藝術與勞動的辯論之中。

受底特律藝術學院委託，他繪製底特律工業濕壁畫，描繪流水線、化學與工人如何成為現代社會的引擎。作品引發爭議，卻也成為美國公共藝術的里程碑。

他在曼哈頓洛克斐勒中心創作十字路口上的人，畫面包含弗拉基米爾·列寧與階級鬥爭場景。尼爾森·洛克斐勒提出反對，最終壁畫被移除並摧毀，引發全球對審查制度的激烈辯論。

回到墨西哥城後，里維拉在美術宮重繪失去的洛克斐勒壁畫，並加入更擴充的政治意象。新版本保留列寧主題，並以行動宣示面對富有贊助者要求時的藝術自主。

里維拉與芙烈達·卡蘿支持接納流亡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並在拉薩羅·卡德納斯總統的保護下使其得以抵達。托洛茨基在科約阿坎與他們往來，使全球左翼政治與墨西哥藝術圈緊密連結。

多年不忠與衝突之後，里維拉與卡蘿先離婚，後於一九四〇年稍晚以重新約定的條件再婚，彼此期待更為保留。他們的關係仍在藝術上保持生產力，同時個人創傷也塑造了外界對他們的敘事。

芙烈達·卡蘿在科約阿坎去世，使里維拉深受打擊，也為他們漫長而複雜的夥伴關係畫下句點。在冷戰時期政治緊張的氛圍中，他仍持續捍衛左翼理想，同時與嚴重健康問題搏鬥。

里維拉在多年病痛後逝世，結束了重新塑造墨西哥與美國公共藝術面貌的一生。他的壁畫作為視覺化的歷史課，將原住民意象、工業現代性與革命政治融為一體，並持續影響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