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於俄羅斯帝國的聖彼得堡，父親為德米特里·博列斯拉沃維奇·蕭斯塔科維奇，母親為索菲婭·科庫利娜。母親受過鋼琴訓練，早早引導他的音感，塑造出自律而好奇的性格。

他獲准進入彼得格勒音樂學院就讀，主修鋼琴與作曲，當時城市正因革命後的物資短缺而陷入困境。包括亞歷山大·格拉祖諾夫在內的師長看出他的才華，即使他受病痛與貧困所苦，仍協助他持續學習。

他的第一號交響曲以畢業作品之姿首演，憑藉犀利機鋒與成熟的管弦掌控迅速獲得讚譽。歐洲與美國的指揮家很快將其列入曲目，使這位年輕學生成為崛起中的蘇聯文化新星。

他參加首屆國際蕭邦鋼琴大賽，獲頒榮譽文憑，證明其鋼琴實力。這趟華沙之行讓他接觸西方音樂生活，也讓蘇聯文化邊界之外的評論者看見他。

為了維持生計，他投入電影配樂創作，並很快掌握精準的時間控制與鮮明的人物主題。這種技藝磨練了他迅速切換情緒的能力，日後在交響曲與諷刺性的舞台作品中皆可聽見。

歌劇《姆岑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以赤裸的戲劇張力與大膽配器吸引滿座觀眾。它的成功使他成為蘇聯現代主義的焦點，既受劇院讚頌，也被意識形態把關者緊盯。

據稱約瑟夫·史達林不悅地離席後，《真理報》刊出臭名昭著的攻擊文章，指責其作品混亂而非音樂。在大清洗的陰影下他面臨真實危險，撤回第四號交響曲，並長期把行李箱收拾好放在門邊。

第五號交響曲首演引發情緒激昂的掌聲，並被宣傳為他對「正當批評」的創作回應。作品外在的英雄姿態滿足了官員期待，而其中暗湧的哀傷與緊繃感則深深打動聽眾。

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後，他在列寧格勒遭受轟炸與封鎖日益加劇之際開始創作第七號交響曲。他曾戴著消防頭盔拍照以振奮士氣，成為戰時文化抵抗的象徵。

他與家人撤離後在古比雪夫完成第七號交響曲，並在當地舉行重要首演。樂譜之後被空運至西方並以反法西斯的象徵演出，使他的國際聲望大幅提升。

他加入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於嚴密管控的文化體系內教授作曲並指導年輕音樂家。在教學與官方期待之間求取平衡，他建立公開角色，同時守護私密的藝術良知。

他沒有寫出史達林所期待的宏大勝利交響曲，而是創作出精瘦且帶諷刺意味的第九號交響曲，帶有古典式的姿態。這種落差惹惱當局，也顯示他在戰後面對宣傳需求時的尷尬關係。

安德烈·日丹諾夫的文化運動以「形式主義」之名譴責他與其他作曲家，限制演出並在公開場合羞辱他們。他失去音樂學院職位，為求政治上生存而更依賴電影配樂與較安全的作品。

史達林去世後，他推出陰鬱而宏闊的第十號交響曲，常被視為對恐怖與忍耐的描繪。他將個人音名動機嵌入作品，彷彿在多年被迫一致之後重新宣告自我。

在巨大壓力下他加入共產黨，此舉令他與許多同儕感到痛苦。同年他在德累斯頓寫下第八號弦樂四重奏，引用早年作品如同自我墓誌銘，籠罩在戰爭與鎮壓的陰影之下。

第十三號交響曲以葉夫根尼·葉夫圖申科的「巴比亞爾」為基礎，直面反猶主義以及蘇聯對基輔近郊屠殺的沉默。官員要求修改並限制演出，但此作仍成為道德見證的里程碑。

第十四號交響曲以室內樂般的編制，採用多位詩人的詩作。它陰沉而坦率，反映他健康惡化與晚期風格的轉向：關注終結與脆弱，而非勝利與頌揚。

他最後一部交響曲交織難解的指涉與回聲，引發對其意涵的持續爭辯。評論者既聽見刻薄的遊戲感，也聽見近乎投降的平靜，彷彿他以不留情面的清醒面對衰退。

他在莫斯科因多年折磨人的病痛而去世，留下橫跨交響曲、四重奏與電影配樂的龐大作品目錄。他安葬於新聖女公墓，舉國公開哀悼，而關於他真正聲音的辯論仍在世界各地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