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約翰·亨利是蘇格蘭移民的種植園主兼法官，母親莎拉·溫斯頓·西姆·亨利出身維吉尼亞望族。他在菸草經濟與聖公會體制環境中長大，這些背景日後也形塑了他早期的法律衝突與政治立場。

他與莎拉·謝爾頓結婚，嘗試以小規模經營與務農建立穩定生計。然而財務挫折與家庭成員日增的壓力，促使他轉向法律與公共演說，尋求向上發展的道路。

經過密集的自我研讀後，他通過口試並獲准在維吉尼亞執業。他的非正規教育養成了樸實直白的表達風格，陪審團往往覺得親近而有力。

在一宗關於神職人員薪資的爭議中，他為地方納稅人辯護，反對聖公會牧師要求更高薪酬。他抨擊王室干預並援引人民主權，震撼法庭，從而在維吉尼亞廣為人知。

他贏得維吉尼亞伯吉斯議會席位而踏入殖民地政治。他的到來正逢反對議會課稅的抵抗升溫，為他提供了提出大膽憲政論述的舞台。

他提出決議，主張只有維吉尼亞的代表才有權向維吉尼亞人課稅，直接挑戰議會的權威。辯論震動全殖民地，並促使更廣泛的跨殖民地抵制印花稅行動。

波士頓茶黨事件後緊張升高，維吉尼亞的愛國者在王室控制之外協調各種超越既有法制的行動。亨利與傑佛遜、理查德·亨利·李等人合作，塑造更一致的殖民地回應策略。

他被選為維吉尼亞代表赴費城，與各殖民地討論集體抵抗策略。他強而有力的演說令其他代表印象深刻，並強化了維護美國自由必須協同行動的觀點。

在第二次維吉尼亞大會上，他主張武裝民兵、準備開戰，而不是寄望英方和解。在聖約翰教堂的演說成為革命決心的長久象徵。

維吉尼亞採納新憲章後，立法機關選他出任州長，領導脫離英國之際的政務。他面臨物資短缺、邊境威脅，並需緊急動員兵力投入獨立戰爭。

擔任州長期間，他協調徵募與補給，並因應沿海襲擾與局勢不穩。他的政府在支持大陸事業的同時，也必須在地方政治中不斷協商與折衝。

連任數屆後，他從州長職務退下，恢復律師工作。雖然在全國層面的能見度不如部分同輩，但他仍是維吉尼亞政治文化中備受尊敬的聲音。

在邦聯條款之下新國家步履維艱之際，維吉尼亞再次倚重他的聲望與經驗。他處理經濟不確定性，以及戰爭多年造成的政府失序與穩定需求。

他警告擬議中的新憲法將過度集中權力於遙遠的聯邦政府。面對麥迪遜等支持者，他堅持在批准前必須明文保障言論、宗教與正當程序等權利。

在包括亨利於維吉尼亞所提出論點在內的持續公共壓力下，前十條修正案終獲採納。儘管他並未完全認同聯邦派的領導方向，但這些修正案體現了他所要求的多項保障。

據稱華盛頓總統曾向他提供包括國務卿在內的高階聯邦職位，但他加以婉拒。他的選擇反映出對維吉尼亞政治舞台的偏好，以及對聯邦權力擴張的疑慮。

晚年在聯邦派與傑佛遜派共和黨的黨爭中，他仍成功當選。不久後於莊園去世，留下以民眾演說、州權立場與對成文權利的堅持為核心的政治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