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明太祖整飭天下的晚期，出身重視經學與科舉的家族。江西地方塾師以四書五經嚴加訓練，塑成其自信而鋒利的學者文風。

少時即以構思迅捷、議論精警的文章與工整的律詩聞名郡里。吉安士紳稱許其記誦與辯論之力，勉其應舉以求仕途。

專力研習程朱理學的正統詮釋，以合乎明代科場取士的標準。江西的讀書社群與人脈圈助其磨練八股文，並建立日後入京所需的師友與援引關係。

會試、殿試成績名列前茅，以卓越等第登進士第。此一結果使其進入朝臣視野，並獲延攬入翰林院的核心圈層。

入選翰林後，負責起草詔令、潤飾奏疏，並參與官書編纂與文書校勘。在南京政務中樞，他以才思迅捷、文辭典雅與敢於直陳上司過失而聲名日盛。

太祖崩後，建文帝即位，朝廷派系圍繞改革與集權重新洗牌。解縉的奏疏風格強調以德治國，使其置身於關於藩王、官制與政策的激烈爭論之中。

靖難之役後，永樂皇帝更替建文舊臣，並要求新的正統論述以自證其合法性。解縉以博學見重，被納入以學術與禮制彰顯王朝權威的諸多工程之中。

永樂皇帝下令編纂空前巨型的知識總匯，解縉列為總裁主幹，負責擘畫規模與編排。其統籌翰林學者，制定纂修規則，並主張廣收經史與技藝之書，以求兼容並包。

督導自數千種典籍摘錄條目，動員書吏與學者抄寫、校勘與核對引文。工程倚賴官府藏書、私家書樓與地方檔冊，使地方學術資源納入帝國性的知識匯整計畫。

隨著卷帙激增至數萬卷，朝廷監督與催限日益加重。解縉主張寧可審慎求真，不可因趕工而失其精確；此論固然獲得皇帝讚許，也引來爭寵對手的不滿與怨恨。

他以批評鋒利著稱，屢上剴切之言，既可能使權貴難堪，也易觸怒多疑厭諫的皇帝。政敵指其傲慢失檢，宮廷同盟轉移之下，他愈發暴露於風險之中。

遭貶離開京師核心機構，這是明代用以牽制才高而難馴官員的常見手段。失去翰林榮望後，他仍持續著述與講學，同時警覺永樂政局的險惡暗流。

永樂朝擴大營建與北征，亦需能手撰寫詔令與禮儀文書。解縉以學識名聲被召回任用，然而宮廷氣氛依舊緊張，對直言者尤為苛刻。

隨都城北移，北京的警備機構與權力角逐更顯森嚴。關於不敬之言與失德行止的指控再起，他先前的直率被重新詮釋為對皇權的威脅。

他被逮捕並在嚴酷條件下羈押，成為警告士大夫「諫諍有界」的示範。身陷囹圄之際，其文章名望與私人關係亦難抵皇帝疑忌與敵對官員的攻勢。

永樂年間死於獄中，才華與坦率終以悲劇收場。後世士林追念其為翰林重臣與《永樂大典》要角，視之為「以知識事權力」的典型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