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趙氏，為南宋皇室之後，於蒙古征服後的動盪中成長。早年教育著重儒家經典、詩文與精雅筆墨，並以此作為士族身分與修養的標誌。

少時居湖州，研讀儒家典籍，臨摹晉唐法帖以習書。家族人脈保存南宋文化價值，形塑他日後相信筆墨可承載道德修養的觀念。

臨安陷於蒙古兵勢，宋廷紛亂，他作為宗室後裔的身分變得格外敏感。時局巨變使他更依戀古典傳統，並促使他以藝術與學術尋求文化延續。

他接受元朝任命，此舉招致部分遺民非議，卻也使他得以進入朝廷圈子並接觸重要收藏。面對蒙古統治的新秩序，他嘗試在新制度內維持文人準則與自我要求。

在大都，官員與學者稱許其行書流利、楷書端整，並視之為對前代名家之復振。朝廷賞識帶來委託與檢視，也促使他闡發連結風格、歷史與人品的書學觀。

他有系統地臨摹傳為王羲之等晉人之作，追求結構清明而非浮華效果。此一「歸於古」的主張與友人共相砥礪，影響後來元代藝壇對真偽與雅俗的判準。

他與名儒藏家往來密切，藉由雅集、唱和與題跋，於元都建立文化共同體。這些網絡使其書法理念不僅限於宮廷，也擴散至更廣泛的文人圈。

他主張繪畫應如書法可讀，筆畫中自見性情與學養。透過配詩、題跋與書寫，他強化文人畫作為智識表演的性質，而不僅是形貌再現。

他取法唐代傳統並細察馬姿，以書法般的線條勾勒，兼顧生動與節制。此類作品契合元代上層對騎射文化的重視，同時也被他視為磨練筆法法度的實踐。

其楷書融會唐人結構之嚴整與晉人風韻之清雅，既可為學書者取法，亦容名家各出新意。摹本與拓本廣為流傳，使其風格逐漸成為士人書寫的重要準繩。

他在工作坊與私下交流中，指導年輕人臨摹古碑、分析行間疏密並掌控墨色濃淡。其強調循序嚴學的訓練方式，塑造元代文人修習筆墨的框架，並影響多地書風流派。

他有意追摹董源等前代名家，以層疊皴法與平和構圖營造氣象。其旨不在寫實，而在追求經過涵養的「古雅」共鳴，藉圖像語法昭示學統與傳承。

他一面續任元朝官職，一面持續為友人與知音創作書法、繪畫與題跋。公務與文人理想之張力，成為他自我呈現與作品意義的重要主題。

其家中聚集能手，尤以妻子管道昇最負盛名，其畫竹與詩作廣受推重。夫妻互題互贈，使日常生活化為文化工作室，並將文人藝術深化為社交與倫理實踐。

藏家競求其手卷與書跡，既重筆墨之工，又珍其前宋宗室之聲望。詩文、題跋與印記層層疊加，為作品增添社會史脈絡，使之嵌入遍及各地的上層網絡。

晚年他被廣泛視為品評風尚的裁斷者，其判斷將學問、古法與技藝緊密連結。其理論促成後世所稱「文人」真實性的標準，並影響明清書法教育的取法方向。

他去世時留下大量書法、繪畫、詩文與題跋，成為後世奉為圭臬的研習資源。後人雖對其入仕元朝之選擇多所議論，然其復興並重塑古典風格的影響，幾乎無人能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