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梁都建康，出自以學問與仕宦著稱的南方士族。宮廷文化氛圍與家族傳承使他早年便得以接觸經典、修辭與精緻的文學風格。

少時在建康研習儒家經典，熟練梁廷所尚的典雅辭采。師友與長輩稱許其敏捷成篇與善用史事典故，視為未來的宮廷文士。

在梁朝官署擔任小職，章奏與禮制文書要求嚴整對仗的駢文體例。近侍宮闕的歷練，使他更善於以華麗結構承載凝縮旨意，面向上層受眾書寫。

其精緻駢文與抒情技藝在宮廷引人矚目，與梁武帝相關的宗教與文化事業相互映照。他往來於士族清談雅集，在詩文、書法與佛教護持交織的政治氛圍中磨鍊聲名。

承辦與太子府邸相關事務，草擬書信、詔令與儀禮篇章，務求體制無瑕。此職使他更敏銳地體會宮廷秩序與文學對權勢庇護的脆弱依存。

大難臨前，他觀察到衝突日益尖銳，北方勢力的威脅愈發逼近。建康繁華文化在政治侵蝕下搖晃不安，使其筆下逐漸浮現無常與易逝的底色。

奉命自建康出使，前往西魏領域交涉。其間戰亂與政權更替使歸路斷絕，一次使節之行遂轉為改變一生的流寓。

噩耗傳來，梁政權在暴力與分裂中瓦解，故都與人脈網絡盡成碎影。震撼凝結為長久鄉愁，成為其後期詩作核心，他以文字悼念友人與失落山川。

西魏為北周所代後，他被納入北方朝廷的文學機構。為應對北方政治文化，他將南朝雅麗之長融入新體制的禮制文書，一面履職，一面暗自承受漂泊與哀痛。

在周廷與北方貴族往還，面對與建康士族迥異的制度與風習。他的作品在對當下主上的效忠與對南方的幽微追憶之間求取平衡，形成雅馴而疏離的獨特聲音。

在長安撰寫宏闊賦作與精工駢文，以華美技法承載更深的情感力度。作品融會歷史典故與個人喪失，在限制之中重塑宮廷文學可表達的範圍。

聲望日隆後，後進文人多求教於他，請益章法結構、用字遣詞與典故運用。其存在使建康一系的精緻文學規範得以傳入北周，影響中古散文發展走向。

晚年文字直面王朝不穩與遠離祖地的孤寂。藉由將個人哀思連結歷史循環，他把私痛轉化為士人可共感的廣闊沉思。

至五七〇年代中期，他被公認為朝廷最精熟的文體家之一，屢受委以艱難應制之作。榮寵無法抹去流寓之痛，卻見證其筆端對周廷典禮與聲望之不可或缺。

北周末年，權力鬥爭與繼承危機使北方局勢不安，預示更巨大的變局將至。他的晚期聲音帶著見證者的沉著：既已看過一個世界的終結，如今又注視另一個世界再度變形。

卒於北方都城之時，隋朝已開始重塑通向統一的政治格局。後世奉其作品為駢文高峰，亦視為記錄流離、喪失與文化記憶的深情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