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修复与财赋紧张的时期。家族重视学问与仕途的传统塑造了他早年的志向，也影响了他后来以道德与公共关怀为核心的诗歌。

幼年研读经史与科举所需的格律诗文。背诵与训诂的训练，使他形成将抒情表达与伦理判断相连的写作习惯。

开始走上唐代士人普遍追求的仕途道路，在拥挤而强调才学的竞争体系中求取功名。考试文化磨炼了他的散文风格，也促使他写作强调经世致用的诗文。

取得显赫的进士功名，为进入长安中央政务体系打开大门。此番成功巩固了他“文章可为治世所用”的信念，也扩大了他的文坛交游网络。

步入官场后，熟悉奏章、诏令与政务审核等日常运作。对赋税与徭役负担的亲眼所见，日后转化为同情百姓、批评奢靡与弊政的诗篇。

与元稹建立亲密友谊并互相唱和批评，共同推崇清晰表达与文学的社会功用。他们的往来与互评，推动了影响深远的新乐府改革潮流。

在朝廷改革争论之中，他仿效汉代乐府体写作歌行，以揭示艰困与腐败。作品强调便于诵读、易于理解，把文学视作劝善匡政的道德工具。

在翰林院供职，负责起草近侍皇帝的文书，得以近距离观察宫廷权力运作。职位带来声望，也伴随风险，直言往往容易与权势集团发生冲突。

政局动荡与朝廷敏感之际，他直率的批评触发惩处，被逐出京城。外放为地方官后，他更直接体会到地方生活的艰难，使其诗歌中的同情与关怀愈发深厚。

在九江期间，他邂逅一位琵琶乐人，并将这次相遇写成著名叙事长诗。作品把个人漂泊与艺人失势交织在一起，呈现唐代社会命运无常的脆弱感。

他写出多首故事性强的长诗，重新演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宫廷爱情。以浪漫叙事夹带政治警惕，提供了广受欢迎且易于记诵的唐史与道德兴衰视角。

随着党争更迭，他被召回并出任更体面的职位，重新进入主流政务体系。此番沉浮展示唐代官员升降迅速的现实，也成为他反思与自述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地方任职时，他重视税赋公平、仓储管理与赈济百姓。此期诗作常描绘市井、田畴与江河等具体景象，把行政实践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在富庶的南方治理期间，他兼顾水利与秩序，并维持活跃的文人圈。江南繁华与北方困顿的对比，使他对地域差距与不平等更为敏感。

五十多岁时已获尊崇官衔，其诗文集广为流传。通俗明快的语言使作品超越宫廷，在僧侣、商人与学生之间以抄本形式传播。

他在洛阳停驻更久，过着更为清静的生活，经营园圃，与僧人和文士交往。晚年诗风更常融入佛理，对衰老与无常的体悟愈加突出。

他亲自校订诗文，塑造后人阅读其道德立场与叙事技艺的方式。通过这种自我编定，他巩固了清晰平衡、关怀天下的声誉。

他在洛阳去世，留下数量庞大的诗作，在东亚长期被广泛传抄。后世称许其仁厚情怀与质朴雅致，视其为为平民日常发声的诗歌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