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然生于1206年，当时高丽在武人执政的政治格局中运转，并面临日益加剧的外部压力。他的成长阶段处于佛教制度影响强盛、寺院网络塑造精英教育的时代环境之中。

少年时期他开始接受佛教训练，学习诵经、戒律与高丽寺院通行的经典。长老僧人引导他研习汉字与史学阅读，为日后编纂工作奠定基础。

二十岁出头时，他加深对经论注疏与禅修仪轨的学习，这些文献在高丽诸寺之间流通。同时他也吸收地方口述传统、寺院缘起与区域传说，常从朝圣者与住持口中记录逸闻。

1231年的蒙古入侵破坏了高丽各地的交通、寺院运作与文献记录，使文化遗失的威胁变得触目可见。暴力与离散强化了他的危机感：典籍、传说与寺院档册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

高丽朝廷为防御而迁至江华岛后，寺院与民众围绕战时需求重新组织。一然看到政治危机如何改变寺院图书中可教授、可抄写与可保存的内容。

至中年时，他以清晰阐释佛理与谨慎使用古典文献而闻名。弟子与同道常向他请益，他也开始从多地搜集文书残简与口述见闻。

一然在诸寺之间行脚查阅碑刻铭文、寺院簿籍与住持保存的谱牒笔记。这些旅途使他能够对照不同版本的故事，并记录地方记忆如何保留与正统叙述不同的历史。

他与僧人、地方官与有学识的施主往来，借由他们取得罕见手稿与区域传闻。凭此网络，他汇集佛教灵验故事与与三国时代相关的古老传统。

在战争与谈判反复之际，一然将重心放在文化延续而非党争政治。他把传说与佛教叙事视为道德档案，在贡赋压力与局势不稳中保存共同体认同。

1259年后，高丽逐步走向与蒙古帝国妥协，朝廷优先事项与社会秩序随之改变。一然将这一时刻视为警讯：旧有记录与地方传统可能被改写或遗忘。

六十多岁时，他被视为贯通教义、历史与地方文化的资深高僧。年轻僧侣向他请教寺院法脉与缘起故事，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谨慎守护记忆者的地位。

都城自江华回迁后，长期冲突的格局发生变化，新政治派系与新优先目标相继出现。一然把注意力转向编纂更具韧性的历史叙事，使其能超越政权更替而流传。

他将札记、摘录与口述见闻编排为融汇历史、神话与佛教示例的体系。此书旨在保存未被朝廷正史收录的故事，并以此阐明道德因果。

1280年代初，他将建国传说与新罗时期的灵验故事等传统，与所引文献与评述一并整合。其方法在敬畏与编校之间求取平衡：记录异文而不轻易抹除。

一然最终完成《三国遗事》，保存三国及其后时期的传说、传记、寺院缘起与佛教事迹。此书与官方史书相互补充，挽救了纪年本位的史料常忽略的内容。

晚年他以所编故事教导无常、业报与誓愿之力。弟子学习解读碑铭、比对出处，从而在政治变动中延续一种讲求考据的僧团学风。

一然于1289年去世，留下的汇编成为朝鲜文化记忆的重要支柱。后世学者从《三国遗事》中汲取神话、宗教史与早期叙事，许多材料否则将湮没于战乱与岁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