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鸾出生于平安朝衰落、武家政权兴起后的政治动荡之中。传统认为他生于京都，在那里贵族文化与佛教制度深刻影响着上层社会的生活。

在失去至亲后，亲鸾年少便被引入宗教道路。源平乱世的动荡加深了他对无常的体认，也使他更迫切地寻求精神依止。

他在青莲院受沙弥戒，该寺与皇室及天台宗领袖体系关系密切。此举使他进入严苛的僧团纪律与以比叡山为中心的学修世界。

亲鸾在比叡山的天台体系中修学，禅观、戒律与教理研习都被严密组织。尽管多年努力，他后来仍自述难以凭自力修行证得解脱。

因对自身解脱前途感到危机，亲鸾在与圣德太子相关的京都六角堂进行长期闭关。他以祈祷与观想寻求指引，为日后突破既定期待作准备。

亲鸾遇见法然，进入其门下，采纳专修念佛以应末法时代之机。法然团体兼收僧俗，冲击旧有等级秩序，也因此招致当局反弹。

在法然运动中，亲鸾研读净土三经及善导等中国祖师的注疏。他进一步强调阿弥陀佛的他力，区别于对个人苦行与自我成就的自信。

一二零七年，京都朝廷以扰乱社会与教义危险为由惩治法然一派。亲鸾被削去僧籍，改以俗名受处置，并在更广泛的镇压中被逐出京城。

亲鸾被流放至越后，远离上层寺院与朝廷护持，在农民与地方官吏之间生活。这段经历强化了他对解脱必须面向凡夫大众、而非仅限僧侣专家的信念。

在流放期间或其后不久，亲鸾与惠信尼结为夫妇，终生相伴，惠信尼的书信也成为其生平的重要见证。他成家并抚育子女，以自身实践说明信心可在家庭生活中成长。

大赦使他得以离开流放地后，亲鸾并未回归传统僧侣身份。他自称既非僧亦非俗，专注于传递念佛信心，而非重建教团官阶。

亲鸾移居日本东部，当地新兴聚落与武家政务带来不同于京都的宗教需求。在关东他教化农民与地方领主等混合群体，形成持久的门徒网络。

亲鸾撰写《教行信证》，以经典依据与权威注释奠定净土信仰的根基。书中系统阐明真信出自阿弥陀佛本愿，而非自我积功与僧院戒行。

为使教义超越学僧圈层，亲鸾创作以日语写成的和讃，用易记的韵文传达要义。这些和讃赞叹阿弥陀佛与净土祖师，将深奥思想化为适合共诵与礼赞的语言。

晚年亲鸾回到京都，通过与东国门徒通信来处理争议并澄清教义。他在书信中强调谦卑、感恩与对阿弥陀佛的坚定依凭，即使在派别纷争中亦不动摇。

亲鸾在京都去世，多年弘化改变了日本净土信仰的面貌。他的后裔与门徒保存其著作，后来本愿寺等机构组织教团，使净土真宗在日本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