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为朱若极，是明代皇室的后裔，时局已逼近王朝崩解。他最早的身份由宫廷血脉与即将席卷天下的暴力阴影所塑造。

北京失守、清廷接管之势开启后，明宗室与亲属在南方遭到追缉或被迫流离。幼年的生存依赖隐姓埋名与逃亡，在内战与立场更迭中艰难求存。

为躲避其他明宗室后裔的悲剧命运，他进入佛寺接受僧团训练。寺院提供庇护与经典教育，也给了他严谨的笔墨练习环境，得以临摹古法、打下基础。

他塑造了云游僧画家的形象，后来使用如石涛、道济等名号。多个别号反映了自我认知的变动：在精神追求与艺术雄心之间不断调和。

他行走于富庶的江南地区，研习前代名家与当时的新风尚。在市井与寺院间，他结识收藏家、僧侣与士人，他们珍视富于表现力的水墨，不拘泥于正统审美。

他沉浸于元代文人画传统与晚明个性化倾向之中，通过临摹、比较与辩驳，以笔墨与古人对话。这一时期磨炼出强烈对比、破墨肌理与出人意料的构图转折。

他的作品在江南鉴赏家之间流传，因其原创性与胆识而受推重。诗题、书法与非正统笔法的结合，使他有别于更为保守的正统派画家。

他越来越将山水画成动态的行旅，而非静止的景观，通过变换视角与突兀的尺度转换制造动势。诗句与题跋把景象系于个人情感，将地理与记忆、精神求索相连。

佛门僧侣与文人士大夫的网络为他提供落脚处、引荐与委托，使他得以穿行于寺院与城镇之间。这些关系也帮助保存其作品，并推动他撰写关于创造与法度的理论文字。

扬州盐商的财富催生了书画与诗文的繁荣市场。他遇到乐于接受新奇的赞助者，得以尝试戏剧性的渲染、棱角分明的笔触，以及构图中大胆的留白。

他常以“苦瓜和尚”署名，把自我塑造化为创作工具。此一形象令其作品既带戏谑又见峻厉，并借此与官方的清廷身份保持距离。

他阐发关于原创、自然与方法的理论，强调法度应被转化而非盲从。著名的“单一笔画”观念将创作视为一体之举，贯通心、手与世界。

他前往清廷都城，在宫廷趣味与精英收藏并存的拥挤画坛中竞争。在北京他谨慎经营赞助关系，以局外人的姿态周旋，同时展现惊人的技法幅度。

在推崇家法谱系的正统派影响之下，他捍卫个人视野。其绘画与题跋挑战“严格摹古才算精熟”的观念，强调以自我体验生发笔墨。

对京师政治与风气感到失望后，他南归，认为行旅与寺院生活更为真实。他把绘画当作涵养之术，以墨色的偶发与浓淡变化映照觉悟与疑惧。

晚年笔墨愈发大胆，线廓突兀、湿墨厚重，并以出其不意的空白形成张力。这些作品把山水、书法与哲思融为一体，成为心气与能量的同场表演。

关于“单一笔画”与法度转化的见解，通过札记与同道、施主之间的谈论而流传。实践与理论的交织巩固了他身后作为重大革新者的声誉。

他去世时已被一圈收藏家与友人认可，他们保存了他的绘画、诗作与言论。后世将其推为清初个性派的重要宗师，也是画论史上不可忽视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