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於明末安徽桐城，出身以經典研習與仕宦傳統著稱的家族。當時學術風氣活躍而政局壓力日增，塑造了他早年的好奇心與抱負。

童年時他以異常迅捷的速度吸收儒家經典、史書與文章寫作，令地方師友刮目相看。他也養成追問既成說法的習慣，日後成為其學術特色。

少年時期他不滿足於常規應試文本，廣泛閱讀當時士人流通的天文、地理與技術著作。這種廣度使他傾向將知識視為相互貫通，而非囿於單一典籍。

他行走於重要文化中心，結識科名之士、編者與講會圈子，共同辯論經世與學問。這些交流使他接觸多元思想流派，也更堅定建立博綜之學的志向。

他在嚴謹研讀經典之餘，亦閱讀佛典與註疏，試圖為心性、方法與倫理尋得更完整的架構。佛教的認識論與儒家實踐之間的對話，遂成為其著述中的長久主題。

京城陷落與明室終局顛覆了他的世界，迫使士人面對忠義、生存與文化延續的難題。他因此重新思考在巨變中如何使知識、道德與歷史仍能保持一致與可理解。

隨著清廷勢力擴張，下游江淮地區戰事與流離不斷，行旅、讀書與地方治理皆受衝擊。他親身感受不安，因而更認為學問須回應真實的歷史處境。

他與哀悼故國的遺民網絡往來，討論面對新政權的各種抉擇，因而承受清廷查察的風險。這段經歷使他更偏好思想獨立，並在文字表達上採取謹慎而含蓄的策略。

他正式投入僧團生活，此決定受到人身危險、道德省思與時代創傷的共同推動。僧院戒律提供較為安全的研讀與寫作環境，也使他以更具宗教意味的方式重新安頓忠義與身分。

在教學與編纂逐漸成形的節奏中，他致力於把文本考訂與對自然、物質現象的觀察相連結。他特別強調方法：細緻比對、對便易結論保持懷疑，並關注具體細節。

他與重視考證、訓詁與嚴密推理的學者交換稿件與書信，反對空泛辭藻的學風。辯論促使他釐清概念、評估材料來源，並更明確提出紀律化的求知方法。

他完成並反覆修訂《物理小識》，以精要篇幅討論物質與自然相關議題，同時強調人類確知的限度。作品呈現明末廣學風氣，將文本之學與理性觀察相結合。

晚年著述中他主張可靠知識必須層層核驗：文獻、經驗與邏輯審查需彼此糾正。他警惕過早的形上斷言，並勸人面對複雜與變動時保持謙抑。

他教導年輕學者研讀經史並訓練嚴謹求知，以討論磨利論證能力與史料批判。他的門生延續了一種兼具道德嚴肅性與重視實證的治學典範。

隨著健康衰退與行旅不便，他轉而專注於整理筆記、修訂論著，並在政治前景未明之際保全手稿。此舉旨在保存一套貫通哲學、歷史與自然研究的整合性學術遺產。

他於1671年去世，被後人追憶為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拒絕狹隘專門之學。他的著作持續在學界流傳，影響重視方法、考證與心物關係的論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