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朱若極之名出生，為明朝皇室後裔，時局已近王朝崩解。其最初的自我認同既繫於宗室血脈，也籠罩在即將改寫帝國的暴力陰影之下。

北京陷落、清軍入主後，南方各地的明室宗藩與親族遭追捕或流離失所。幼年的他必須在戰亂與立場更迭中以隱匿與奔走求生。

為免步其他明室後裔之後塵，他投身寺院接受僧團訓練。寺院不僅提供庇護，也使他得以研習經史典籍，並在嚴謹的日常中磨練用墨與臨摹之功。

他塑造雲遊僧畫家的形象，日後使用石濤、道濟等名號。多樣的別號反映其自我觀的轉折，在精神追求與藝術雄心之間尋求平衡。

他行走富庶的長江下游一帶，研習古代名家與當代風尚。於市肆與寺觀之間，他結識藏家、僧侶與士人，見識到重視抒情筆墨、超越宮廷正統趣味的審美取向。

他沉浸於元代文人畫傳統與晚明個性風氣之中，透過臨摹、比較與辯證，以筆墨與古人對話。此時期逐步鍛造出強烈對比、破墨肌理與出人意表的章法轉折。

石濤之作在江南鑑賞圈流傳，因其獨創與豪放而備受推重。他將題詩、書法與不拘成法的筆法融為一體，使其風格有別於較為守舊的正統派畫家。

他愈發將山水視作動態行旅而非靜止景象，運用移步換景的視角與突變的尺度。詩與題跋把景致繫於個人情感，使地理與記憶、宗教尋索相互交織。

佛門僧眾與文人網絡為他提供寓所、引薦與委託，使他得以穿行寺院與城郭。這些關係不僅保存其作品，也鼓勵他撰寫關於創造力與法度的畫學思考。

揚州鹽商巨富帶動書畫詩文市場興盛。石濤遇到樂於求新之主，使他能試驗濃淡潑染、方折勁筆與章法中大膽留白。

他常以「苦瓜和尚」署名，將自我塑造化為創作策略。此一形象使其作品兼具戲謔與峻嚴之感，也藉此與清廷的官方身分保持距離。

他闡述關於獨創、自然與方法的理論，主張法度須轉化而不可盲從。其「一畫」之說尤為著名，將創造視為心、手與世界合一的一次完成之舉。

他前往清朝都城，在宮廷趣味與名流收藏交織的藝壇中競逐立足之地。身在北京，他謹慎周旋於贊助關係，既維持局外人姿態，又展現出驚人的技法廣度。

在奉行董其昌系譜論的正統畫派影響之下，石濤捍衛個人視野的價值。他以畫作與題跋挑戰「必須嚴守摹古方能稱工」的觀念。

對京師人事與權力角力感到失望後，他重回南方，覺得旅途與寺院生活更為真切。他把作畫視為涵養工夫，借墨色的偶然與濃淡變化映照覺悟與疑惑。

晚年其筆勢益加大膽，常見突兀的輪廓、濃重濕墨與出其不意的空白段落。此時期作品把山水、書法與哲思熔於一爐，宛如心氣運行的一場整體演出。

他關於「一畫」與法度轉化的思想，透過札記與與贊助者、僧侶同道的談論而廣為傳播。實作與理論相互印證，使他身後被推為一代巨匠與重要畫論之聲。

他辭世時已為一群藏家與友人所推重，並由他們保存其書畫、詩文與言論。後世更尊其為清初個性派的代表性大師，以及畫學理論中不可或缺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