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陕西米脂县的边地社会，干旱与赋税使乡村生计日益艰难。地方宗族与乡兵势力的运作塑造了他早年的观念，也映照出明末国家机器的衰弱。

他沿着朝廷驿路递送文书，熟悉道路、屯堡与官方通信的节奏。这份差事让他见到饥民与欠饷士兵的困境，进一步看清明廷治理的裂缝。

陕西大旱与粮荒叠加沉重征敛，迫使许多家庭铤而走险。他在崇祯朝筹饷艰难、边防吃紧之际加入起义队伍，并与溃散军人形成的武装相互合流。

明军将领与地方团练多次打散各路起义队伍，迫使其不断转移。他通过合并残部、奖惩分明与机动战法保存力量，使队伍在黄土高原与河谷地带更易生存与作战。

各路起义联盟时聚时散，他一面与其他首领周旋协商，一面与之争夺地盘与人心，并与张献忠等人形成复杂关系。其决断与分配策略吸引了大批流民，而明军则因欠饷与逃亡而战力不稳。

他以减轻税负、保护百姓为号召，试图从流寇形象转向争取合法性。通过限制抢掠与制定规条，他更容易获得城门与市镇的接纳，这些地方既畏惧起义军，也厌恶贪腐官吏。

他的势力从陕西进入更富庶的农业地区，饥民与灾民使其兵源迅速膨胀。北京朝廷党争严重，明军难以在多条战线维持协调一致的攻防与后勤。

在中原的连番胜利展示了其作战纵深与机动能力，也进一步压迫明军的粮饷与运输线。他延揽谋士，将行动解释为纠正暴政，并在胁迫与减负承诺之间寻找统治的平衡。

占领西安使他获得粮仓、工坊与前代都城的象征资源，得以稳固政权根基。依托此地，他开始组织行政、以新政权名义发布号令，并筹备向东推进的战略行动。

他以新朝自居以争取天命，任命官员，并试图规范税收与军事指挥体系。此举意在把松散的起义联盟转化为可治理占领区的国家机器。

明军防御崩溃后，他的军队进入北京，令原本期待援军的官员与士绅震动不已。随着城陷，崇祯皇帝身亡，明朝中枢政权事实上停止运转。

他试图控制城内局势，却受制于部众与北京精英之间的不信任，以及粮饷短缺与多方效忠的撕裂。强制征索与报复行为的传闻不断扩散，削弱了他努力塑造的合法性形象。

驻守关口的明将吴三桂为抗衡其势力，与清朝统治集团结盟。由此形成的冲突把内乱与外来征服连接在一起，对大顺政权构成决定性的战略夹击。

他在与吴三桂及清军联合作战中失利，先前在首都取得的势头被彻底打断。撤离北京为清军入关打开通道，也使起义迅速转入难以挽回的败局。

退回关中与陕西途中，他努力重新约束诸将、筹措军粮，以维持残存政权的运转。清军推进与地方反抗使整合愈发困难，而南方的明朝遗臣势力也开始重新集结。

在清军追击与地方武装敌视之下，他于一六四五年中期从政治舞台消失。关于其结局说法不一，有称在湖北被杀，也有称其乔装后病亡，但其政权随后迅速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