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陕西延安之时，明朝正深陷财政紧张、边防战争与反复饥荒的困局。西北地区的社会动荡塑造了他早年的世界观，在那里军役与盗匪往往界限模糊。

随着干旱与饥饿蔓延陕西，许多家庭不得不依赖地方驻军与粮食掮客求生。兵变与流窜武装的传闻日益常见，使暴力逐渐被视为谋生与夺权的手段。

他常被描述为在动荡的西北以明军身份服役，而军饷拖欠屡见不鲜。严酷军纪、贪腐与走投无路的新兵并存，使得逃亡与叛乱极易蔓延。

随着陕西起义势力壮大，他加入或组织武装团伙，袭扰官府与富户。明廷既无力赈济又难以提供稳定军饷，迫使许多士兵转入叛乱网络并频繁改易效忠。

据称他在一次明军反攻中被擒，作为叛乱首领面临处决。诸多记述强调，政治交易与兵员需求有时会让被俘头目得以保命，甚至更强势地卷土重来。

在逃脱或获释后，他通过招募流离失所的农民与逃兵重整兵力。其队伍机动迅速，能对县城与补给线发动快攻，持续削弱明朝在乡里基层的统治。

随着起义网络四起，他与其他起义将领争夺并谈判人马、战马与粮食。结盟多出于现实利益且转瞬即逝，折射出明末内战政治的碎片化。

在西北压力加剧之际，他将行动重心转向湖广，那里粮仓丰厚、河网发达，足以供养大军。水运与稠密聚落带来机会，也引来地方团练的强烈抵抗。

与明军将领的多次冲突，使他学会以震慑、急行军与选择性赦免控制新占地区。长期匮乏促使其强征物资，加深民怨，却维系了军队补给。

通过夺取湖广的重要城市，他获得军械库、税粮与行政人员。城市控制让其更易发布号令并塑造合法性，但持续征敛与战事也摧残了周边乡村。

当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殉国后，帝国权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瓦解。他随即加紧夺取地盘，自我塑造成王朝真空中的新秩序奠基者。

他进军四川这一富庶而多山的省份，为争夺关键渡口与坚城展开战斗。重庆的失守为其深入省内腹地打开通道，也标志着当地明朝行政体系的崩解。

进入成都后，他宣布建立大西政权并采用王号以制度化统治。他试图营建朝廷与官僚体系，但战争、饥荒与强制征敛很快动摇了四川的稳定。

同时代与后世资料指控其政权在四川实施残酷处决与大规模杀戮，但细节因立场与叙事目的而各异。战争、疫病与逃亡叠加灾祸，使许多地区破败不堪、人口稀少。

随着清军向西南推进，他的部队遭遇补给更充足的对手以及敌对的地方网络。明朝遗臣将领的竞争与四川士绅的抵抗，也进一步削弱其守土与征收财赋的能力。

在军事受挫后，他试图撤退整顿，却于一六四七年初遭截击并被杀。其死加速了大西政权的崩溃，使四川再度成为清军与地方势力争夺的战场。

清代叙事常将他塑造成叛乱与混乱的警示象征，并夸大暴行以为征服辩护。现代史家则就四川人口灾难的规模与成因持续争论，在宣传叙事与残缺证据之间谨慎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