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蜀郡临邛的卓氏望族，家族凭借盐铁经营与区域贸易致富。其父卓王孙以交游广阔著称，善于在蜀地款待权贵宾客。

在富足的门第中成长，习琴、歌唱与雅致的文艺修养，这是蜀地士族常见的教养。此后她得以在清谈宴集之中与士人以才艺相交，而非仅作旁观。

家族为巩固蜀地富族之间的联结而为她安排婚事，符合西汉以婚姻结盟的常态。婚配更重门第与财产，几乎不给她个人心意与艺术抱负留下空间。

丈夫去世后，她以年轻寡妇之身回到卓氏庄园，在汉代伦理话语中这是极为敏感的处境。虽有财富与庇护，寡居仍限制其自主，其去向多受父亲掌控。

司马相如以辞赋闻名，曾在宫廷环境中出入，其名声传入蜀地上层圈子。他文风豪纵又通音乐，使他在地方豪强的宴集上格外引人注目。

卓王孙迎司马相如至临邛，席间以音乐与诗文彰显门第，声势不亚于财富。文君的琴艺与才情在多由男性主导的场合中脱颖而出，引来瞩目。

后世传说司马相如借琴音暗寄情意，使表演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二人私密的语言。这段故事遂成为中国叙事传统中以共通才艺而非家族撮合开启爱情的范式。

她不顾父命与寡妇再嫁的污名，从临邛随司马相如离去，决意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此举冒着社会非议的风险，却在女性行动受限的时代明确主张了个人选择。

传说二人离开卓氏资助后家计困窘，直面浪漫理想与日常生存的落差。他们的艰难在后世文学中常被用来讲述爱情如何经受经济与名誉的考验。

传统说法称他们经营小酒肆，文君亲自待客，相如管账并维系交游。对出身士族的女子而言，抛头露面极为惊世，而此事凸显她为独立而务实、甘受羞辱的决断。

面对乡里流言与丑闻可能长期发酵的局面，卓王孙据说最终松口，赠予田宅与仆役。此举恢复了物质安稳，也让文君得以继续与相如相守，同时并未抹去她当初选择的锋芒。

随着司马相如作品流传、志向转向更高层的援引与仕途，文君的家也与士大夫文艺网络相连。后世传记常强调她的音乐修养与相如的辞章才力相映成辉，被称为才艺相成的佳偶。

后世记载称相如地位渐高，一度考虑另娶，这在富贵男子中并不罕见。叙事将文君写作情感真切而言辞有策，力求在性别不平等的礼俗中坚持彼此的承诺。

文君传统上常与《白头吟》相关联，此诗哀叹誓言破裂，告诫爱情应相守至白首。无论是否出自她手，作品都巩固了她以文字回应背弃、以艺术代替沉默的形象。

当相如谋求离蜀求进之时，文君需料理家产、宗族往来，并应对外界对其非常之合的道德评议。故事之所以久传，正因私人选择被置于公共目光下，成为汉代讨论德性与情欲的典型。

在后世史传与说唱中，她的私奔被反复讲述为西汉门第秩序与家族权力之下的经典恋事。她由此象征兼具才艺、胆识与愿为爱情承担后果的女性形象。

其卒年并无确切定论，但传统多将其晚年置于西汉之世，并随着传记与轶事集的流传而广为人知。历代诗人、剧作家借其名讨论忠贞、自主与激情的代价，使其形象愈发深植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