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西漢立國巩固之際，成長於法、禮與中央權力辯論並起的時代。秦亡與楚漢戰爭的記憶仍深刻影響士人教育與政治上的謹慎取向。

少年時便在地方學者圈中以文才出眾與政見敏銳著稱。他研習經典所倡的王道治理，同時考察秦與西漢初政的成敗得失。

其文章與聲望引起朝中官員注意，欲為新興漢官僚體系延攬能臣。自此踏入奏疏之途，在以說服與先例同等重要的朝廷環境中磨鍊筆鋒。

文帝即位不久即延攬為近侍學官，參與中央政務。他主張以仁政與制度改革安定天下，而不重蹈秦式嚴刑峻法之弊。

呈上剛健之策，主張收束半獨立諸國之權，並釐清行政層級與責任。其以秦之過度失衡與漢初之脆弱為鑑，勸文帝防止藩鎮坐大與朋黨敗壞。

他認為僅以和親姑息不足以保北疆，須重視備戰、轉運與士氣。奏疏並將軍事疲弱與政事失序相連，指明紀律與治理之失終將招致外患。

快速擢升引發老臣與地方勢力嫉忌，因其主張強化中央而感到威脅。長安政爭使其直言敢諫的奏疏風格反成把柄，雖文帝仍有意採納其改革之見。

政敵設法使其離開長安，遣往南方長沙國侍奉長沙王。此任削弱其朝中影響，卻加深他對忠誠、孤立與諫言不聽之禍的反思。

在長沙他精鍊辭賦體制，以華麗鋪陳融入政論批評與個人哀感。文章借山川景物與祥異意象，抒發對王朝前途的憂懼與自身處境的飄搖。

援引被放逐的屈原形象，描繪正直諫諍既高貴亦危險的宮廷現實。作品以戰國記憶映照漢代政治，將操守視為即使不見酬報也必須承擔的道德義務。

其才思與文章仍為朝野所稱道，尤受重視制度思辨與清峻文筆者推許。政治風向稍變，使他再度被考慮擔任與皇室相關的職務，而不僅止於地方外任。

他獲任教導與輔佐年少的劉啟，亦即後來的景帝，強調修身立德與審慎施政。此職既恢復名望，也使其更貼近儲位政治與士大夫的高標期待。

他主張政令需有明確法度，亦須以儒家德化為本，警告以恐懼驅使的控制終將反噬。其政論以秦亡為鑑，示警漢室若求長治久安，必先建立正當性與人心所向。

他敦促朝廷削減諸侯封國的軍政財權，防其坐大而抗衡天子。其告誡預見後來衝突，強調行政一統乃和平與承繼穩定之根本。

他三十二歲便英年早逝，時人慨嘆其聲名與抱負為病痛與政爭所奪。後世學者保存其奏疏與辭賦，奉為西漢初年以文立言、以義進諫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