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鸞出生於平安朝衰微、武家勢力抬頭後的政治動盪之中。傳統多認為其出生地在京都，貴族文化與佛教寺院制度深刻形塑了上層社會的生活樣貌。

在失去至親之後，親鸞年少便走上出家修行之路。源平動亂加深了他對無常的感受，也使他更迫切地尋求精神上的依歸。

他在青蓮院受沙彌戒。此寺與皇室關係密切並為天台重要寺院，使他正式進入嚴格的僧團戒律與以比叡山為中心的學修體系。

親鸞在比叡山的天台體制中修學，禪觀、戒律與教義研讀皆有嚴密規劃。雖經多年努力，他後來仍自述難以憑自力修行證得解脫。

在對自身修行前途感到危機之際，親鸞於六角堂進行長期閉關。該寺與聖德太子相關，他以祈禱與觀想求得指引，為日後突破既有期待作準備。

親鸞遇見法然並成為其弟子，採取專修念佛作為末法時代的道路。法然門下匯聚僧俗信眾，動搖舊有階序，也引發當局的強烈反彈。

在法然運動中，親鸞研習淨土三經及中國祖師的註釋，如善導等人的著作。他更明確強調阿彌陀佛的他力，並與倚賴苦行成就的自力取向形成對比。

一二〇七年，京都朝廷因指控引發社會紊亂與教義危險而懲治法然一門。親鸞被褫奪僧籍、改賜俗名，並被迫離開京城，淨土信眾亦遭到更廣泛的鎮壓。

親鸞被流放到越後，遠離上層寺院與朝廷庇護，與農民及地方官吏共同生活。此一經驗使他更堅信解脫之道必須向一般人敞開，而非僅屬僧侶專業。

在流放期間或不久之後，親鸞與惠信尼結為伴侶，並由其書信成為後世了解其生平的重要見證。他娶妻育子，以身示教表明信心可在家庭生活中成長。

大赦使他得以離開流放地後，親鸞並未回到傳統僧侶身分。他自稱既非僧亦非俗，專注傳遞念佛信心，而非重建教階與名位。

親鸞轉往東國，當地新興聚落與武家政權帶來與京都不同的宗教需求。他在關東教化農民與地方領袖等多元群體，形成持久的信眾網絡。

親鸞撰寫《教行信證》，以經典與權威註疏作為淨土信仰的根據。此書系統化其見解，指出「真實信心」源於阿彌陀佛本願，而非自作功德或僧團戒行。

為了觸及非學者圈的民眾，親鸞以日語創作便於傳唱的歌讚，將教義化作易記的韻文。這些和讚讚歎阿彌陀佛與淨土祖師，使深奧思想得以在共修唱念中傳播。

親鸞晚年返回京都，透過書信與東國弟子往來，處理爭議並澄清教義。他在信中強調謙卑、感恩，以及在派別緊張之際仍堅定依止阿彌陀佛。

親鸞於京都示寂，其教導在數十年間深刻改變日本淨土信仰的樣貌。其後裔與門人保存著作，後來的本願寺體制更整合社群，使淨土真宗廣布日本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