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清代興化，本名鄭燮，後以板橋為號。成長於下層士紳家庭，一方面受傳統經學薰陶，一方面親見農村艱困。這種反差日後塑造了他為官為藝皆直率而憫人的性格。

童年時臨摹法帖、勤習書法，同時研讀儒家典籍以備科舉。地方塾師強調筆法規整，但他逐漸偏好更具個人表現的筆觸。對竹的迷戀也在此時開始，常以日常寫生為習。

二十歲前後寫詩作文，同時琢磨一種把隸意與更放逸的運筆相結合的書法風貌。既研習前人法度，又不肯一味摹仿。這種融會的筆勢後來成為其畫幅題跋與書寫的鮮明標記。

以教學維生，並憑文人交游與地方關係往來唱和，與人互贈詩畫。此時他體會到藝術如何透過禮尚往來、情分與聲名而流通。其書信與題記中的諷刺筆調亦在此階段愈發犀利。

在因鹽商富庶與水運繁榮而熱鬧的揚州，他見識到書畫與題跋需求旺盛的市面，並與後來被歸入揚州八怪的一批人相互往還。這種追求自我與不尚粉飾的風氣，使他更重視個性勝於正統工整。

取得科舉體系中的鄉試功名，為入仕奠基。此成就拓展了他接觸官場人脈與任官機會的渠道。然而他仍反感空疏形式，主張學問應當回到利民之用。

會試及第後，進入乾隆朝的士大夫行列。這一資格使他在書畫市場之外也獲得制度性的正名。入官後仍以直言與守節聞名，脾性剛直不易回旋。

開始承擔地方行政，接觸賦稅、倉儲、訟務等繁雜日常，體會縣官肩負的沉重責任。這段經驗加深了他對農民生計與官場弊端的憂懼。其後題跋文字常映照出對官僚現實的焦灼與不平。

在范縣任職期間，面對物資短缺、訴訟糾紛與上級考核的壓力。他與地方民眾維持較直接的聯繫，偏重務實救濟而不尚做作敷衍。其施政既獲稱許，也因此樹敵。

斷案重公平與常理，並抨擊吏役小吏的刁難與盤剝。他在近似奏議的書信中主張，官員應更畏百姓之苦，而不該只畏上司之怒。此種道德立場後來也滋養了人們對其清正剛直的傳說。

轉任濰縣之際，收成不穩與行政負荷使其理想備受考驗。他在士紳、商民與屬吏之間斡旋，力求維持秩序而不致壓迫貧弱。此任期成為後世敘述其危難中行仁政的核心篇章。

饑荒嚴重時，他力推開倉施糧並組織救濟，即使程序阻礙重重仍不退讓。傳言他曾與上級及地方豪強周旋，反對拖延救命之舉或以賑濟為索賄之機。此事鞏固了他寧取民命、不拘成規的縣官形象。

多次在賑務與行政要求上與上司衝突後，選擇離開官場。退隱使他免於再度妥協，卻也失去俸祿與官位光環。他回到揚州的文化與市場生活，對藝術自主的信念更為堅定。

返揚州後以書畫供養自身，向商賈與藏家出售作品，並以少見的坦率列明價格。其題跋常以幽默夾帶道德譏評，使交易成為談論操守的對話。此種透明作風也與揚州商業化的藝術環境相契合。

他將竹、蘭、石的疏淡構圖與強勁書法相配，使題跋如同第二幅圖像。草木所寓的剛直與韌性，呼應其為官經歷與人格取向。藏家尤珍視詩、書、畫合一於同一畫幅的整體氣韻。

晚年時他與揚州八怪的關聯愈發為人所稱，並以突破文人正統規範而受推崇。其作品深受追求別致品味與道德辭令的鹽商青睞。此一名號擴大了他作為文化叛逸者與倫理發聲者的影響力。

他整理詩、文與書信，展現辛辣機鋒與對黎民疾苦的同情關懷。這些文字在友人與藏家間流傳，進一步鞏固了清高而怪僻的傳奇形象。其文風質樸而鋒利，與其筆墨的簡峻節制相互映照。

他於揚州辭世，留下大量書畫作品，其珍貴不僅在技法，更在筆墨人格所寄。後世鑑賞家常將其竹蘭視為自我品格的寫照，如同倔強縣官的道德肖像。他的聲名在文人藝術與民間記憶中長久不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