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三三四年出生，時值東晉政權在南方立足未穩，北方戰亂引發大規模遷徙。時局的不安促使人們更渴望道德秩序與救度之途，佛教因此愈受重視。

少年時研讀中國典籍與辭章論辯，吸收士人常用的儒家道德語彙。這份根柢使他日後能以官僚與文人士大夫可理解且尊重的方式闡述佛教思想。

二十出頭時由傳統學術轉入求道修行，受難民社群中寺院興盛與講經弘法之風所感。其後尋覓能兼具禪觀戒行與教理研學的師友與道場。

成為道安門下弟子；道安以整理經藏、整飭僧制而著稱，為當世最受敬重的佛教組織者之一。在其指導下，慧遠習得律儀戒法與對譯經文本的審慎運用。

戰事加劇、城邑頻易其主之際，他與同道僧侶及護持居士南下，尋求安穩與護法資源。此段經歷使他更堅信穩定的僧團能在亂世中保存學問與教法。

在廬山安住立足；此地清遠而交通可達，近臨要津水路，官員商旅往來頻繁。他以東林寺為依止，建立嚴整修持的團體，兼納僧眾與志於精進的在家學人。

其講說與論辯吸引許多受教育者來訪，渴求兼容士族文化的佛教倫理體系。他以禪修與經教並重，使廬山成為南方廣受敬仰的學修中心。

他鼓勵在家信眾有序修持，將稱念、持戒與僧團指導結合，形成可依循的共修模式。此舉縮短嚴格寺院生活與官員、家庭及流離者宗教需求之間的距離。

他提倡稱念與觀想阿彌陀佛，使時間有限、難行深定者亦能入道。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他將往生淨土描繪為希望之所，亦作為日常行持的道德激勵。

約在四〇二年前後，他召集僧眾與在家信士結成白蓮社，共立誓願專心奉念阿彌陀佛。社眾於東林共修，重視清淨倫理、集體行持與對淨土往生的深信。

他與有勢力的士族及朝廷相關家族通信酬答，並為來訪廬山者提供法義與人生諮詢。這些關係為東林帶來庇護與資源，也迫使他在國家本位的政治理想下，論證佛教生活的正當性。

他主張出家僧眾既已捨離家國世務，便不應以儀式性叩拜臣服於世俗君主。此文在肯認社會秩序的同時捍衛宗教自主，於皇權監視之下立場尤為微妙。

隨著長安譯場產出更明晰的漢譯經論，他透過書信往來與共同弟子求取指導與解釋。這些交流增強其教理把握，並使他在救度觀與修行方法的教學上更為精鍊。

他強化稱念、禪修與講習的共同日程，避免信行流於徒具形式的儀式。訪客記錄東林風氣嚴謹而不失和雅，遂成南方佛教寺院的典範。

他以講學與書信串聯長江流域分散的僧團、譯師與在家護法者，形成跨地域的交流網絡。此網絡促進修持規範的趨同，並在北方政權更迭之際賦予南方佛教更強的自信與凝聚力。

年高之後，他著重教導門人，使其能在身後維持東林的戒律與淨土取向。藉由經教研習與易行念佛相配合，他確保此一運動能超越廬山而向外傳播。

他為來訪者解答倫理抉擇、喪痛撫慰與儀軌之事，呈現佛教為完備的道德修行之路，而非外來奇談。其沉著威望使崇尚儒家責任的士族更易接納佛教並予以正名。

他於四一六年在東林寺示寂，歷經數十年教化、建社與義理論辯。後世奉其為中國淨土宗重要祖師之一，並以其捍衛僧人獨特社會角色之論而深加景仰。